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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保护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现状与未来

    ——对话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河野俊行教授

    发布时间:2019-04-12张柔然 陈沛颐 田佳佳

    本文专访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河野俊行教授,讨论近年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世界遗产事务中面临的问题,社区居民和游客在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角色,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合作项目“文化-自然融合”,以及ICOMOS的未来发展方向。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世界遗产事务中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与咨询机构之间存在一些意见上的分歧,以去年的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为例,ICOMOS认为应列入濒危名录的遗产,被委员会推迟审议;ICOMOS认为不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委员会直接批准列入。作为世界遗产大会的观察员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表示担心,认为这是受到遗产政治的影响,严重违背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初衷。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河野俊行:其实遗产政治造成世界遗产委员会与咨询机构的分歧,始于2012年的里约热内卢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以ICOMOS为代表的专家的观点被一些缔约国忽视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公约》设立理念是建立一个在全球各地具有公信力的机制,保护和保存那些对于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特殊意义的遗产。这种机制的维护,是建立在咨询机构专家的建议与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科学意见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出让《公约》缔约国信服的科学判断。这是每年举办世界遗产大会的初衷。近年来,世界遗产大会的基础开始有些动摇了,一些缔约国利用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外交手段破坏咨询机构与委员会的关系,这让我有些担心。但是,仔细分析去年的结果,你会发现委员会在多数情况下还是遵循了ICOMOS的建议。比如,在捷克共和国申请提名的情况下,委员会听取了ICOMOS的提议,将提名审议推迟。一些缔约国比如意大利在遗产评估的过程中不想与ICOMOS合作,但委员会强烈建议他们尊重ICOMOS的意见。所以,如果仔细阅读世界遗产大会的决议,会得到一些新的答案,即委员会希望缔约国与ICOMOS合作,并且听取ICOMOS的意见。

    问:您是如何看待ICOMOS与世界遗产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河野俊行:原则上我认为ICOMOS应该保持科学至上的态度。ICOMOS必须坚持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我们提出的评估建议,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估意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反思世界遗产委员会近年来对ICOMOS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采取措施,改善与委员会的关系。ICOMOS在评估世界遗产时应做到两点,一是保持科学客观;二是必须考虑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评估的正确性,这是ICOMOS未来面临的挑战。

    问:您如何看待ICOMOS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缔约国之间的关系?

    河野俊行:我们和缔约国之间展开对话已经有三年的历史。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通过对话,我们了解缔约国的实际情况,来审视我们的评估建议是否客观和公正。如果没有与缔约国之间的对话,ICOMOS评估的建议在世界遗产大会上或许更难得到支持。我希望ICOMOS与各缔约国能进一步加强双方交流,以期得到更加客观公正的世界遗产评估结果。

    问:面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世界遗产地,ICOMOS怎样能够确保客观公正地评估世界遗产价值呢?

    河野俊行:我认为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约》和《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之间的区别。对于《非遗公约》而言,其关键聚焦在多样性上。因此,如果某个元素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它就达到了成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这个过程不必说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例如,斐济的某一节日或风俗对这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那它就能够达到《非遗公约》的评判标准。但是对于列入《公约》的文化遗产,缔约国必须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说服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同该地具备全球层面的突出普遍价值(OUV),而这种要求在《非遗公约》中并不存在。因此,对于《公约》而言,区分价值的层次是非常重要的——是区域层次、国家层次、还是全球层次的呢?在我看来,ICOMOS的作用是判断某处遗产是否具有全球层面的重要性。一些专家想要将遗产地某一项具有区域文化的独特性的价值上升到世界遗产OUV,那么他们可能会对ICOMOS的评估结果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定失望,因为独特性不一定能够上升到全球层面的重要性。因此,在国内背景下体现了重要性的文化价值,也许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并非如此。当然,评判价值究竟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时非常难以确定。

    社区居民和游客与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

    问:2017年12月,在印度德里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9届全球代表大会(主题为“民主与遗产”),强调了公众参与对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性。这反映了ICOMOS在遗产保护工作上的新方向,但许多缔约国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遗产保护和管理进程,很少有社区积极参与。一些学者认为对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应从社区的角度出发,对全球价值、国家价值和地方价值提出相应见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当地政府是否应征求社区民众的意见?

    河野俊行:我认为社区的参与对世界遗产管理来说尤其重要。如果没有当地社区的支持,遗产地的长期维护和管理可能会很困难。不过,社区的参与不能只依靠社区自身,还需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并且通过教育等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和管理的积极性。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社区居民的意见非常重要。因为遗产的保护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限制,比如居民可能不被允许在世界遗产范围内修建房屋。因此,遗产地的社区居民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申遗成功以后会发生什么。如果申遗时相关单位没有很好地与社区居民进行协商,那么之后社区居民可能会对一些决策产生不满,这将不利于遗产地的长期保护和发展,同时这对社区居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问:那么您如何看待旅游与遗产保护和管理之间的关系呢?

    河野俊行:我知道促进旅游发展是许多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一个重要动机。在我看来,世界遗产地吸引游客,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使当地社区从中获益,这是积极的影响。但是,旅游的发展需要根据遗产地自身的情况来制定相关管理策略。例如中国西南部的云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如果当地居民不再种植水稻,那么整个景观的意义将不复存在。因此,维护该地OUV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让社区居民按照传统的方式继续种植水稻。如果过度发展旅游业,哈尼梯田的价值可能被破坏,当旅游业带来的收入超过农业产出的收入时,人们很可能会放弃种植水稻的传统,这对于哈尼梯田的价值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对旅游管理做好规划,在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中做好平衡。对于不同的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的策略也不相同,例如,紫禁城每天可以容纳数万人,但一个小村庄就不行。因此,旅游与遗产管理、遗产保护的关系取决于遗产的类型和其突出普遍价值,这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认真地评估和协调。

    问: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社区居民的问题。以西湖文化景观为例,社区居民实际上是杭州市市民。对于这类城市范围内的世界遗产地往往拥有庞大的居民数量,应该如何实现在遗产地申报和管理上考虑社区民众的观点呢?

    河野俊行:我认为社区居民观点对遗产管理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很难在世界遗产申报中考虑居民的观点。因为社区居民的观点是多样化的,一些杭州市民喜欢西湖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湖泊,而一些居民可能是对唐诗感兴趣。所以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游客,他们的观点取决于自身背景。因此,很难去界定游客和社区居民的价值观。但重要的是,社区居民应了解遗产地的价值和相关管理政策,并积极参与遗产地的保护;对于游客,他们则需要尊重和遵守相关遗产管理政策。

    关于“文化-自然融合”项目

    问:您能谈谈ICOMOS和IUCN合作项目“文化-自然融合”的开展情况吗?

    河野俊行:“文化-自然融合”是ICOMOS和IUCN共同合作的项目。项目是从2016年在夏威夷举办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始的,它旨在打破文化与自然的隔阂,目前正在进行和发展中。我们希望《公约》缔约国能积极参与该项目,提供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案例。项目将于2020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ICOMOS大会上发布成果。

    问:《公约》已经有了文化景观这个类别,强调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作品”,那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的意义是什么?

    河野俊行:我认为它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景观还是归属到文化遗产的范畴中,然而有一些遗产地是自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开展“文化-自然融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索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新方向。我个人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期待项目成果。

    ICOMOS未来的发展方向

    问:最后,您能展望一下ICOMOS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河野俊行:我认为ICOMOS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关注品质。二战以后,百废待兴,许多国家(例如德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各国开始反思保护历史建筑的情况下,ICOMOS成立了。那时候,我们对遗产的了解还非常少;当下,我们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方式,并成立了很多文物保护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遗产感兴趣。ICOMOS未来需要不断提升获取信息的能力,我们的工作无论是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宪章和条例的起草,还是具体的项目实践指导,都应保证高质量。

    《中国文物报》2019年4月12日第6版

    中国文物信息网蔡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