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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世界展示中国模式——《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读书札礼

    发布时间:2013-01-07编辑:ww

            卜工新作《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一书还不是名著(以下简称《模式》),但我听说科学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该书的当年,旋将英译本的编辑和出版又纳入了计划。这在以往的同类著作中尚不多见,显示出《模式》不但已经在国内甚至还可能于国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模式》开卷的《内容简介》是这样概括的:“本书通过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若干考古学遗存的个案,首次在学术界提出距今万年以来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古礼的时代;分析了古礼、酒礼到周礼连续发展,逐步升级,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论证了礼制类型与大系的历史格局和主要贡献;揭示出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的基本特色。”如何品读这样的书?或者说《模式》为关心中国文明起源大课题的国内外人士和追求创新与发展的学者提供了哪些新角度、新视野、新思路、新理念?我想温故而知新,尤为重要。

            考古学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个大课题,肇始于殷墟的发掘并确立了小屯文化为代表的商文明。以此为基盘不断前伸,又相继发现了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更早的文明阶段。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祭祀类遗存的面世与研究,将这个大课题推向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在这个长达80年的考古探索过程中,有李济、梁思永、夏鼐特别是苏秉琦等先辈的亲身实践和引领,至少取得了两个最直接的成果,一个是史实性的,即确立了中国不止有四千年而是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另一个是理论性的,即发现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并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及其影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本规律。这类主要是用考古材料书写的中国早期文明史成果,一方面超越了以文献为对象的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能力,从而使考古学在传统史学中掌握了发言权,强化了考古学在现代科学领域中的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在描画和论证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性的过程中,还愈加关注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源泉之一等重大社会历史文化问题,开始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所贡献,展现出考古学发现创新与研究创新对于理解一般社会进化的理论价值。

            回顾这个艰辛漫长却又硕果累累的过程我们还不难看到,即便是这些发现与研究的集大成者苏秉琦先生,在他的有生之年,也还有很多他已经意识到、或者提到但却没有进行回答的问题。对此,张忠培先生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就已清醒地指出:“离开了苏秉琦,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丢失了立脚的基础,不超越苏秉琦,就不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如果说苏秉琦是从文明起源与形成而不是何时形成何样文明的角度,第一次对这一课题表述了完整的体系性认识的话,那么张忠培则是从《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一文发轫,从神权与王权的视点来观察中国古代从村落走向王国乃至帝国之路,并首次发现良渚文化起始的公元前3200年前后,中国各地进入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时期,提出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迈入了文明时代的于学界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中国的学术传承素有师承传统,身为苏门高足的张先生以如此新认识继往开来,我想正是秉持了苏先生一贯倡导的独立、自由、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传递给了门下承继者之一的卜工。正因为如此,卜工才能在《模式》中另辟新径,用礼制资料探讨远古中国精神世界的变化,将当时的秩序、制度特别是意识形态浓缩为礼制体系为核心的研究对象,提出在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古礼的时代”的全新命题。如果说《模式》以古礼为核心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基盘是商周礼制,那么构成《模式》理论与方法论的出发点则无疑是苏秉琦和张忠培的研究基础和思想体系,这就是卜工为什么要把苏先生给他的学术来信作为《模式》开篇的缘故,也是他在该书后记中说要把《模式》作为回报张先生教诲的谢师因由吧?!这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苏秉琦、张忠培、卜工这三代人的师承相绪,毋宁说这是中国考古学者躬身追求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之道的一个时代缩影。

            坦率地说,由于没有事先做好经受精神震撼的思想准备,所以《模式》给我带来的新思考和新启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举个例子,《模式》以礼制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的过程,使我联想到文化研究中有关器物、制度、精神的一般社会进化的分类模式。器物是指创制和生产的器物及其技术,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制度着重于社会关系,强调人群等级和社会组织等;精神则关注于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形而上”问题。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大体也经历了从器具层面(时空框架与谱系等),到制度层面(社会关系等),又到文化层面(精神分析等)的递进式发展过程,《模式》的着眼点显然在于后一者。如果变这种静态疏解为动态分析,我们还会看到器物、制度、精神层面三者之间在更多的情况下应是一个相互融通的整体。因为器物中就无不蕴含着制度和观念的成分,以器物为基点,既可专注物质层面的文化现象,又可以盘点“形而上”层面的内涵乃至实质,古代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考古学用多样性的思维和方法来疏解。这便是《模式》所言“考古学研究必须物质和精神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才能实现为古人说礼,说古人的礼,让古人讲礼的目的。(110页)”表面上看,《模式》异于以往的研究之处,是试图实现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实际上却是中国考古学在经过了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研究积累阶段后,已经开始进展到精神层面的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模式》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系统探究古人精神世界的发凡之作,还以此更有力地参与了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布局的构造过程。换言之,中国考古学不但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其研究无文字社会的特殊能力,《模式》还迈开了中国考古学自觉地探索古礼这一难度更大的认知古人精神世界的脚步。这脚步落声咚咚,有力地攀向中国考古研究结构建设的脚手架。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考古理论体系是一个既旧且新的课题。放眼国外,比起我们业已熟悉起来的西方考古语境与理论话语来,国外隔膜于中国考古现实的程度要严重得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近几十年来他们缺乏对中国切实的关注,也很少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提炼出更多的理论与模式。而中国考古学不但自西方传入,并且长期以来我们既满腔热情地翻译介绍他们总结的经验,也曾委身顶礼膜拜甚至不假思索地运用那些理论,远的如前苏联,近的如欧美等等。即便对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迄今为止我们很多人依旧还沉浸在器物定义的范畴上,以西方制定的文字、金属和城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诚然,这几项标准是世界上不少地区古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内涵,但正像中国的文明以其连续式发展的特点有别于世界很多地区那种非连续性的特征一样,《模式》清醒地认识到“借鉴参考国外的经验可以,但照搬照抄,用外国的模式和理论解释中国的具体材料必然犯错误。(276页)”我们所看到的也只能是穿长衫系领带、梳辫子顶礼帽那样不中不洋的扮相,遭受创伤的只能是中国历史的真实和国情。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造成这些难堪局面的往往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些人,而不全是那些长于理论和模式的西方学者。他们既没有对中国考古学的进程横加指责,说三道四,反而像布鲁斯·特里格(BruceTrigger)这样的大家却说:“无论新考古学还是美国考古学最近的理论阐述被认为如何卓越、如何具有科学的严密性,都无权称为世界考古学的模式。杰出的思想可以在所有国家的考古实践中发现,也应该到所有国家的考古工作中去寻找”(《时间与传统》中译本序)。

            《模式》便是在这样的底景之上凸现而出,不再重蹈覆辙,不再径直去走西方文明定义的独木桥。而是自己挽起裤管,趟水过河,遵循张忠培所说的“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既要清算传统的教条主义,又应力戒新进口的洋教条,当让材料及其放射出的讯息牵着鼻子走,少论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通过对中国这延绵不绝不断、丰富多彩的历史的研究,还可获到新知,甚或产生出新的模式来。(中原文物2002年)”于是,《模式》并未正面纠缠文明起源理论和概念的价值,而是“让材料的逻辑讲述历史的逻辑”(174页),在承认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探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结构和传统,关注现代中国源自古代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提炼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核心是讲礼制的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着重探讨的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秩序问题,目的是追寻特殊的制度在古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285页)”“礼制的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3页)”中国模式的这些核心内涵在《模式》整个文本的叙事构成中,来自于实证各地的考古发现材料,认为中国古礼的产生是多源的,类型是不同的,大系是两分的,最后才走上一体化的道路(192页)。这样,《模式》给出的尽管还不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标准答案,但却亮出了寻求答案的关键词:彩陶、玉器、列器、祭坛与坎、古礼等诸多具有特殊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意义的元素,当然也不乏文字、金属和城这样的泛文明界标。

            其实,《模式》本身给出的远不只这几个求证答案的关键词,而是走得更远。细心的读者很容易看到,收在《模式》关键词讨论之列的这些遗存,往往不是考古发现的一般陶器、骨角器、木器、石器、房屋、墓葬等,因为它们缺乏技术含量,不易突出反映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的进程和标志。《模式》之所以关注这些特殊的考古遗存及其存在现象,是因为特殊现象往往是考古遗存的精华,专指技术含量较高的礼用制品,最能代表和反映古人物质生产和精神境界达到的高度,并成为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交流、扩张的先导或敲门砖(192页)。这就是说,如果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是由器物逐步向制度、观念层面深入,那么观念层面的影响力和持久性,并不在器物和制度之下。《模式》受苏公所讲特殊的考古遗物应与特殊的考古遗迹相联系的启发,不但在礼制的遗存载体上寻求精华材料的逻辑支撑,还发现暗含着人类早期信念和习惯的礼器,常埋藏在墓地或祭坛等寄托古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因此礼器便不再是一件独立的遗物,而是整个墓葬或祭坛的一部分;墓葬或祭坛也不再是一般的建筑,而是仪式过程中的产物。只有把礼器置于整个墓葬和丧葬文化乃至整个祭祀文化中加以研究,深入发掘礼器所蕴含的文明内涵,着重把握礼器与人和社会的信念、理想之间的关系,才能确立其在文明史上的应有地位。所以《模式》在具体总结良渚文化对历史的贡献时指出,最能代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是人工夯筑的巨大土台、神圣的祭坛、高档的墓地,真正标识良渚文化文明程度的并不完全局限在玉器这一类礼器方面(171页)。从对以往单件或组合器物的解释,发展到《模式》重视器物组合与出土环境的整体观察,再发展对作为整个墓葬建筑的重要构件和丧葬仪式过程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考古学研究的进步(171页)。许永杰由此评介《模式》盘活了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甚是(《中国文物报》2007年9月12日)。就这样,《模式》不是用抽象的定理而是用巨大的论证与细微的考辨,展示给我们一种几乎可用眼睛和身体去直观捕捉的历史真实,而不是理论寓言。

            《模式》这部书共分九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以一个具有文明起源标志性的区域为开端,进而构成一个中国的大特色。读《模式》,我们几乎不知道叙事的下一章或下一节还有什么研究心得给人以体认和叫绝,但已感受到其中的每一章节都那么真实和饱满,都可以唤起考古人对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某种感受。因为太久太久,我们看到的多是非常扁平、苍白的考古报告,它们以表面的富足发掘掩盖了内里的单调和贫瘠,越来越没有想象力和原创力伸展的空间。我们很长时间都以为自己掌握着面对客观考古报告的解释权,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放弃了主观。然后突然发现《模式》在古礼的定位下,将每一个器物、每一个遗迹、每一个区域都给予了经过整合的新意,这就考验着我们的接受水准和解读定势了。读《模式》,读者不但会发现自己的很多切身的经历或研究困惑获得了有效的阐释,还会感到从《模式》获得的启发和思索并不少于接受他的观点,甚至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类是技术性的,一类是讨论性的。也有个别常识性的。

            不过,《模式》解读的丰富性和浓重的现场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历史温度。《模式》留下的不仅是一处智性的迷宫,还打开了考古视野的一扇窗口,标识着当代中国考古学一个充满挑战的读解空间。简单的拒绝或否定它,就意味着放弃了你对中国考古学重要领域的关注。其实,所有的争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目中好的研究成果到底是什么样子。换言之,好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标准?我看,判断一研究成果的好坏是有基本标准的,于《模式》而言,就是研究成果自身的原创性和叙事本身的原创性。

            据说卜工先生又一堪称姊妹版的新著《历史选择中国模式》书稿,即将在《模式》出版一年后杀青,我们有理由期待新著在继续给我们带来思考、争论而不是结论的同时,能同步推进中国考古学创新的步伐,并向世界考古界展示兼具独特性与普适性的中国模式。
     
            (卜工著,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定价48元)


    (2008年5月7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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