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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出版传媒

    里程碑式的人物考古学变革的杰作

    发布时间:2013-01-07编辑:ww

            正值澳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去世50周年之际,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组织翻译出版了他的系列著作,具有纪念和学习的双重意义。柴尔德著作很多,但是鉴于翻译力量有限,我们酌情挑选了五本,其中包括闻名遐迩、被国际学界视为经典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还翻译介绍了《考古学导论》和《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两本教材性著作。为了便于读者了解20世纪上半叶柴尔德所倡导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与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之间的区别,我们还特地译介了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的《追寻人类的过去》一书。

            柴尔德于1892年4月14日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1927年至1946年任爱丁堡大学考古学教授,1946年至1956年任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20世纪20年代,柴尔德以其对欧洲史前史的系统研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不但在材料的综合分析上开创了一种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途径,而且他采用唯物论的视角来对近东和欧洲文明的起源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的阐释。柴尔德在材料掌握和理论阐释上的出色成就,被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莫维斯(H.L.Movius)称为“我们时代一流的史前考古学家”,并被布雷德伍德(R.J.Braidwood)誉为“考古学极为罕见的伟大综述者”。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S.Piggot)称他“是英国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前学家”。他的著作被译成中文、捷克文、荷兰文、法文、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在他去世之后,许多学者专门研究柴尔德,剖析他的思想和观点,追溯他考古学探索的心路历程。

            《欧洲文明的曙光》在欧洲印行了12版,是柴尔德最重要的代表作。格林·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指出,《曙光》不仅是一本在考古学上造诣极深、无可匹敌的作品,而且成为史前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崭新起点。《曙光》一书几乎完全根据考古学证据来探究欧洲旧石器至青铜时代中期这段史前史,这种材料收集、组织、分析和阐释的方法使该书成为一本标准的专业参考书和一种史前考古研究的模式迅速为欧洲考古学家所采纳,并影响了整整一代考古学家。

            《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是柴尔德著作中两本阅读最为广泛的著作,其中《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发行量达30万册。虽然这两本书是为普通读者所写,但是其写作水准与学术意义远远高于一般的通俗读物。他对考古资料的全面掌握,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将这些资料变成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向人们展示考古学在了解和重建历史上的价值。这两本书是柴尔德在1935年访苏之后写成,受苏联考古学影响,他在书中明确开始采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文化演变作出系统阐述,将人口增长和剩余产品的积累看作是社会演变的动力,并提出了两次史前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著名论断。他还采用摩尔根蒙昧、野蛮和文明的社会进化模式来描述史前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的演变,用考古学证据对这些处于不同发展层次民族的分布、征服、取代和交融的过程进行波澜壮阔的历史重建。对于考古资料分散、解读能力有限、大部分精力仍集中于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当时的考古学界,两书所作的历史重建和理论阐释不但在当时视野超前,而且在今天读来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考古学导论》曾由安志敏先生和安家瑗翻译成中文在2000年的《考古与文物》上连载。虽然这本小册子现在看来过于约略而且内容有点老旧,但是其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讲授方式,仍值得我们今天撰写导论性教材借鉴。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是在柴尔德1946年开始讲授的有关考古学分类、术语介绍和概念阐释课程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教材。这本书可以说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分析概念的运用、研究过程以及材料阐释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所做的一番全面说明和详细解释。虽然是50多年前写的文字,今天读来仍有点拨迷津、相见恨晚的感觉。目前类型学和地层学方法仍被我国广大学者所应用,可惜没有多少人在实践中注意过他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看了柴尔德这本书以后让人叹息,如果在类型学和地层学研究以及材料分析中不去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研究过程和结果可能失去了许多实质性的要素。这本译著后附加了柴尔德不同时期的9篇论文,其中包括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两篇文章《回顾》与《告别辞》,以便充分体现他的学术思想轨迹以及对考古学作出的贡献,以期为我们了解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例以及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作为柴尔德对考古学界的临终赠言,他在《告别辞》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我相信,对于考古材料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最终的历史阐释,现在已成为我们一项主要任务,这会对人类历史作出很大贡献,也将提升考古学的地位。”

            目前,柴尔德所创立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在欧美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客,但对于和国际考古学新发展保持距离、固守传统阵地的一些中国学者来说并没有过时,仍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那就是:我们师承于柴尔德、自信是正统的那套东西,在柴尔德生前就已经被他自己所质疑和否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柴尔德,不但应该学习他理论与方法的精髓,还应该学习他不断进取的精神。一门学科的活力就在于不断进取,不断创新,永远不要墨守成规。我认为,这就是柴尔德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遗赠。

            宾福德是美国新考古学的领军人物,1930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和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宾福德在密西根大学获得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1960年完成博士论文后一直到1964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对于考古学的革命性的思想,他的热烈主张无疑触怒了当时的主流学者。这使得我们想起了沃尔特·泰勒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的命运,泰勒也因对传统考古学直言不讳的批评而饱受冷遇,差一点没拿到博士学位。所以无论中西与古今,任何变革总要遭到抵制,付出代价。因此,新考古学对中国学者来说仍然有点陌生,甚至敬而远之。除了新考古学倡导的激进学术取向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新考古学在表述学术概念上的晦涩,这使得以历史重建为己任的中国学者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陈胜前在美国留学时就在宾福德门下,因此我希望他能够介绍一本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新考古学的宾福德著作。他推荐了《追寻人类的过去》一书。这本书较少宾福德行文晦涩的毛病,因为它来自于宾福德在欧洲的演讲,文字还经过几位听众的细致编辑,成为他著作中阅读最为广泛的一本书。此外,本书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宾福德当时提出的问题至今还在考古学中引发讨论,有待解决。也许正因为此,使得这本书非常受欢迎,200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此书,宾福德专门为其写了新的后记。

            宾福德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讲翻译,考古学家的工作也是翻译。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考古学家应该弄清楚考古材料中的信息,赋予考古材料以具体的意义。因此考古学家的任务不应该满足于向同行介绍他们发现了什么,而是要解读考古材料所蕴含的意义。想当然人人都会,但是解读工作却任务艰巨。但如果考古研究只是描述材料,对过去作出想当然解释的话,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像柴尔德倡导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一样,宾福德在上世纪中叶所倡导的新考古学今天也已成了历史的过客。但是新考古学为当代考古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作为西方现代考古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宾福德将考古学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考古学家不再以重建文化历史为唯一目的,他们的目标更加高远,他们要寻找人类行为的模式,探究人类文化演变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要在科学的范畴内,通过可靠的推理来实现以上的目标。

            当今的考古学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宽阔,考古学家已不再满足于重建历史、解读考古材料,他们还要作出多维度的阐释,甚至回到从前像古人那样感受和思考,还要让考古学服务于现实,如此等等。从当代考古学的要求来看,新考古学和宾福德也已不够完美,并被新一代的考古学家所超越。就像柴尔德这位历史人物一样,宾福德做了他能够做到的事,而且在当时做得非常好,他把我们对史前人类行为的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

            作为为考古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两位学者,柴尔德和宾福德是两次考古学变革的代表人物,他们已名垂考古学史册。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国学的强大势力,使得舶来的考古学成为依附于史学的一个附庸。学者们热衷于正经补史,而对于如何发展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提升研究水平缺乏兴趣。我们希望,翻译和介绍柴尔德和宾福德的著作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发展。如果说中国考古学应该有自己的特色,那么这种特色应该是兼容国际考古学发展的成就和自己不懈的努力基础上的创新。考古学的发展绝不能通过固守某种传统思维和方法能够做到,柴尔德和宾福德的实践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只有积累和掌握了前人和他人的先进经验,才能使我们自己的工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上海三联书店:《欧洲文明的曙光》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定价38元;《人类创造了自身》柴尔德著,安家瑗、余敬东译,定价26元;《历史发生了什么》柴尔德著,李宁利译,定价32元;《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定价27元;《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柴尔德著,方辉、方堃杨译,定价30元;《追寻人类的过去》宾福德著,陈胜前、陈继玲译,定价34元,本书年底出版)

    (2008年10月22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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