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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为神州惜大儒——读《陈寅恪与傅斯年》忆旧

    发布时间:2013-01-07编辑:ww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98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在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23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很值得学术界朋友一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6月第一版,定价38元)

    (2008年7月23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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