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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副刊

    两千五百年的根

    ——写在纪念中国邮政开办一百二十周年之际

    发布时间:2015-12-01赵强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但中国的文明很独特,只有我们中国是唯一未曾中断过传统的文明,这其中有古代邮政很大功劳。如果从孔子以国家设邮的效率来衬托德政推行算起,中国邮政已着两千五百年的根了。


       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中国近代国家邮政开办120 周年之际,或许首先应该追忆一下中国古代邮政的产生,对中国文明发展的作用,与今天的邮政又是什么关系?

    中国古代邮政的产生

       人类通信史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为上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旧石器晚期遗址已显现了部落的存在,时间在距今20000 年到15000 年左右。18 世纪,欧洲殖民者对澳洲仍处于相当于旧石器晚期的高级采集狩猎经济土著部落的观察表明,部落间最通常的交往方式就是互派信使。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至迟1 万年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部落信使已游走大地,并随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而日益频繁。


        在国家产生的前夜,部落信使进化为传令组织,这是借助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而清晰可辨的人类通信史上的“前邮政阶段”。随着20 世纪70 年代末期以来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的公布,中国学界普遍认同中国在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近年晋南陶寺遗址的发掘,表明从距今4500年到4000 年间,黄河中下游也出现了可观的都邑文明,成为中国历史走向文明乃至产生国家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考古上为龙山时期,在古史传说中相当于五帝时期。黄帝“合符”,舜设“纳言”,都是中国古老传说中与部落信使和传令组织有关的珍贵材料。


       文字和书写材料的进步,城市和国家的兴起,特别是国家规模的扩张,都使得信使的职业倍受鼓舞,然而信使们依然难以避免意外身亡的厄运。商王武丁时的卜辞反映出有一位王家高级信使,在执行一次重要公务时,连续行走了26天,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于中途。这究竟属于常态,还是极端,由于材料太少,难以判断。不过从殷商王室有关派遣信使和收发书信的占卜看,很难说当时有了稳定可靠的通信机制。


       总之,人类社会的前邮政阶段是以全程专差,无人接济为特征,通信是以非中继手段来运作。无论发信人,还是同样焦灼的收信人,都不得不将无从把握的命运寄托在占卜上。


       古代最高级的交通工具是马车。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整车实物是商代的兵车、田猎用车和贵族所乘“传车”。甲骨文中有“羁”,当是为商王和高级将领出行建筑的永久旅舍,或可认为是中国驿站的雏形。到公元前1000 年的西周初年,又有了行车干道和道路的分段养护,并等距离地设置了提供食宿的官舍。但当时这些中继设施仅仅是为贵族的出行服务,还没有用于行政通信的迹象。至今也没有发现西周有能够进入到国家法令层面的通信制度。即使是动用传车为君主报信,这样的史料也直到春秋战国之际才得以显现。


      当我们排除了最早的中继车递与通信的相关性后,就不得不瞩目于中继步递了。中国古籍辗转传抄,留下一句有关中继通信手段的古老话语:“步递为邮”。根据对中华元典《礼记》所记“邮表畷”的考释,邮在最早是氏族土地占有标上的神圣标志物,其后演化为祭奠农神的灵物。贵族为无偿占有庶族劳动而将邮利用起来,把邮变为督导耕耘公田的处所。随阶级矛盾上升,邮又进一步演化为限制人身的井田道路据点。亭是上古时期的候望据点和族众动员兼民事调解场所,邮与亭的结合形成了基层行政的辅助系统和治安组织。大小村社的邮,沿井田陌道连续分布,环环相扣,邮人分段侦迹便为通信提供了现成的中继网路。这个中继系统曾被描述为“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引《汉书旧仪》)。统治者用来传播政令,就是孔子所言“置邮传命”。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是记载在《孟子》一书中的孔子语录。


       “置邮传命”,这是与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兴起,领土国家得以确立的国家形态相吻合的。从世界邮政历史看,邮政也是帝国取代城邦后的产物。在中国,邮政制度确立的重要前提是国家大共同体替代氏族小共同体,即“编户齐民”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替代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贵族政治。


    古代邮政与中国文明


        政治维度上,凡通信组织进化到邮政范畴,必映射于国家的律令层面,而国家大一统又必“以文书御天下”。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就昭示了古代统一国家治理中的邮政要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道路工程,功能包括了速递信息和邮递物资。但秦朝只有短短的15年,此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邮政体系从相当程度讲是由汉朝确立的。


       中国在战国末期已有了完备的邮递系统,这与七雄间的兼并战争有很大关系。虽然难以确证邮政制度上升到律令层面的具体年份,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邮政法——《行书律》,至西汉初年更加完备。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行书律》,系西汉初年颁布,凡举机构设置、人员组织、邮路等级、邮件分类、时限要求、惩罚措施、邮人待遇、物资供给等,无不详细规定。一系列防止邮件搁压、遗失的问责制度,使得邮递环节环环相扣,达到了全程、全网监控的水平。


       位于今天甘肃省敦煌市的悬泉置,从西汉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长达400 多年。置的本意是马车停顿,指为马车设立中继站点。到唐代,又在此不远设立了馆驿。悬泉置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哈、吉三国联合以“丝绸之路”为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点之一。遗址内发掘出一处超大文物,是一处泥壁上的诏令,被整体运到北京,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通诏令简称《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末年中央政府发布的农业环保立法,一共50 条,发布于元始五年(公元5 年)。


       为什么题写在墙壁上,为让广大基层官吏和百姓都知晓。为何这通题壁诏令会现身于悬泉置,因为政令是经过邮置系统垂直下达的。悬泉置地处汉代边塞,当我们面对这通长达两米有余,高半米的泥墙壁书,不禁要感叹邮驿在贯彻国家政令上的非凡作用。穿越两千年岁月,似乎我们也与当年伫立在这通诏令前的边民一起感受着中央的教化。


       邮置传递政令,史书和出土文献实物上有丰富记载。汉代中央文告递送各地后,地方政府要组织传抄,不但要张布在乡里、集市、邮亭的显见处,而且要组织宣读,“令尽讽诵知之”。《汉书》记载了官吏讽诵文告的场景:“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意思是臣下我听说山东地方官颁布诏令时,百姓中即使老病瘦弱之人,也都拄着拐杖前去聆听。


        在没有广播、报纸的年代里,老百姓也能人人领会中央精神,这事只有古代中国做得最好。所以说,中国能在两千多年的时光里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古代邮政称得上是一大功臣。


       中国古代邮政事业的兴盛首先得益于历代统治者的一项不懈努力,那就是他们将建设一个最有效的通信体系与自己统治的牢固紧紧联系在一起。


       2014 年,当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顺利入选时,坐落于新疆库车县盐水沟东侧的克孜尔尕哈烽燧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烽燧底部东西长6 米,南北宽4.5 米,高16 米。主体系夯土所筑,上部以木柱为骨架,土坯垒顶。从夯土结构所体现的汉代特征,专家考证该烽燧始建于汉宣帝时期。而上部的土坯则与唐代西北建筑同构,由此可以推断该烽燧跨越了汉唐之际的漫漫历史长河。克孜尔尕哈,维吾尔语为“红色哨卡”,正是对烽燧所代表的古代军事通信设施的最好诠释。


        烽燧作为军事通信组织,在汉唐之际是被组织在整个边防线上的“候望体系”中,在烽火报警的同时,还要将详细的敌情递送到上级军政机关甚至直接驰报中央。所以,烽燧间必伴有邮递组织。如果将烽火比喻为古代的电报,那么克孜尔尕哈烽燧就是中国古代边防线上的邮电所。


       唐代专设机构称驿,从驿人员达到7 万。蒙元之际,驿站空前发达,元朝全国保持驿马在45000 匹左右。清前期,中国疆域复跨葱岭,驿站规模几近鼎盛。康熙命紧急军报务必星驰接递,雍正创“红旗报捷”制度。乾隆有诗赞道:“七千里外路迢遥,向十余朝兹八朝”,可见速度已近一日千里。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亲眼目睹了为保证这样的速度,“共有5 名士兵骑马护送信差”。


       中国古代有两项世界顶级的行政管理成就,一是全部靠书面文件运作军政和行政,二是精湛的公文传达制度。两千多年来,邮政始终与之相辅相成,因而元明之际就被誉为“国之血脉”。


       中国文明是在未受外来影响的环境中独立诞生,比其他任何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并深刻影响了周边。中国古代邮政在汉代就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和中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完全仿唐制确立了其古代邮政制度。蒙元之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推广了驿站制度,万里驿骑直达四大汗国。中国古代邮政制度由此移植到欧亚北非的众多国家,影响远及英伦。日本学者说,正是在蒙古“站赤”波及下,英法皇家邮务才得以在15 世纪晚期建立。所以公正地说,诞生于西欧的现代邮政制度也承传着中国古代邮政的血脉。


    编辑高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