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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副刊

    中国清代外销纹章瓷的装饰艺术简述

    发布时间:2018-04-11邓玉梅

    纹章于12世纪在欧洲出现,但将欧洲纹章绘制在中国瓷器上的做法,直到17世纪末才普及。中国清代外销纹章瓷具有定制数量大、实用性强、展示效果好、易于长时间保存的诸多优势,与同时期外销的大宗瓷器相比,因品质卓越、成本高昂、定制不易而又具有特殊意义,常被欧美家庭世代珍藏,并成为研究欧洲纹章学和家族历史的重要载体。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纹章瓷因会有纹章图案而具有更加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绝大部分纹章瓷可结合纹章学法规和装饰纹样判定出较为准确的生产年代,继而为同时期外销瓷产品的断代提供重要依据。纹章的产生和使用主要在欧洲,纹章瓷虽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制造”,却悉数出口而极少在国内流传。加之纹章学体系复杂,要看懂纹章和纹章瓷并非易事。本短文在有限篇幅内,仅从纹章辨识基本法则和装饰纹样这两个最为直接的元素入手,引导观众发掘纹章瓷的历史价值、赏析纹章瓷装饰的艺术之美。

    纹章信息解读

    纹章的各组成部分与战斗装备密切相关,一套完整的纹章包括盾牌和盾牌上方的头盔、盔饰、披幔和饰环。盾牌是纹章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余则为纹章的附属装饰物。贵族的纹章在盾牌的上方还饰有不同级别的冠冕,盾面左右两侧可用护像做装饰。写在飘带上的家族箴言,常放置在纹章的下方(苏格兰地区的家族箴言多放置在上方)。由此可见,纹章构成越复杂,持有者的身份和地位越高。

    清雍正粉彩描金花卉纹盘_meitu_9.jpg纹章构成示意图_meitu_12.jpg

    左图:清雍正粉彩描金花卉纹章盘,约1732年定制;右图:纹章构成示意图


    纹章就像一本图画式的族谱,对持有人的性别、婚姻、子嗣、爵位和授勋情况都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展现和表达体系。纹章中所采用的丰富多样的图记或寓意物也常常能够体现持有人的自身喜好及经历。只要遵循和了解纹章规则,就能解读纹章图案中所蕴含的相关持有人的信息,继而体现一个时代和地区的生活和历史背景。

    纹章直观展现的最重要的个人信息是婚姻状况,尤其在英国纹章中,表现得更为严谨。婚姻在纹章中的第一种表达形式为“并置”(impalement)式,即男女双方纹章并排放置在同一盾牌内,男方纹章在左,女方纹章(一般使用其父亲的纹章)在右。这种方式说明女方来自有纹章的家庭,但女方并不是纹章的继承人,二人的后代仅继承父亲的纹章。

    如果女方因没有兄弟可以继承父亲的地位而成为父亲纹章和财产的继承人,则女方的纹章以象征性小盾的形式放置在男方的盾牌中间。二人的后代使用的纹章中,将会以等分的形式同时继承父亲和母亲的纹章。上述两种展现婚姻状况的形式在英国的纹章学中被严格地沿袭下来,但在其他国家规定则有所不同。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联姻的纹章通常采用第三种形式“并排斜靠”(accollée)式来表现,即夫妻双方纹章并排并向彼此斜靠。在这种方式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夫妻双方的纹章中使用的图记(寓意物)有一定的方向性,则要调整为面向对方的方向。


    清乾隆广彩描金折枝花卉纹盘_meitu_7.jpg二级纹章示意图_meitu_3.jpg

    左图:清乾隆广彩描金折枝花卉纹章盘,约1744年定制;右图:纹章构成示意图


    在纹章学系统中,有一种等分式纹章,是供后辈使用的“第二级”纹章。在英国地区,通过这类等分式纹章向上辈追溯,说明母系长辈来自有纹章的家族,并且为其家族的继承人。如果家族中有多位母系先辈(可能是母亲、祖母或曾祖母等)是纹章家族的继承人,那么在盾牌等分后的区域中会按辈分和时间顺序将所有先辈的纹章排列出来,常见的有四等分、六等分的形式,等分情况越复杂,说明家族中母系继承人先辈越多,家世越为显赫。

    纹章持有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则通过纹章的附属装饰物,如冠冕、头盔、护像和一系列的功绩勋章来体现。冠冕由金属圆环底座和固定在圆环之上的装饰物组成,其等级可通过顶部固定数目的叶片和珍珠体现;头盔也可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敞开程度、方向和材质来判断级别;“功绩勋位”作为个人荣耀和功绩的体现,在个人纹章中大多将勋章绘制在盾牌下方,或将勋章的饰环绕盾牌一周。

    当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纹章学法规略有不同,鉴赏者首先要注意区分纹章所属的不同区域,随后才能根据各地规则对纹章信息进一步解读。


    纷繁多变的装饰风格


    除了个性化的纹章图案外,随客户需求和审美情趣的变化而产生的丰富纹饰,尤其是特色鲜明的边饰是纹章瓷的最大特点之一。纹章瓷中常见的近百种边饰中,80%以上流行时间不超过20年。这种特定边饰所展现的时代特征,也为纹章瓷的断代提供了另一难得的依据。就纹章瓷的总体装饰布局而言,1720年之前的纹章图案并未绘制在器皿的显著位置,而是融入整体装饰纹样之中;到了1735年左右,纹章图案逐渐变大占据器皿的主要位置,与之配套的边饰受欧洲风格影响渐趋简练;18世纪末,纹章图案又逐渐变小,边饰更加简单程式化。

    18世纪之前,欧洲市场最为流行的外销瓷仍以青花瓷为主,最早出现的纹章瓷也是青花瓷,套装纹章瓷餐具的定制则在康熙年间方才出现。在康熙和雍正时期(主要集中在1695年至1730年间),纹章瓷的绘制风格主要为青花、中国伊万里、五彩和铁红描金四种类型,装饰图案基本为传统中国风格。伊万里风格纹章瓷风行于1705至1728年间,此类伊万里纹样大多较为简练。最早的五彩纹章瓷是荷兰德·瓦西(de Vassey)家族约1702年定制的,但针对英国市场的五彩纹章瓷要在1715年才出现。随着粉彩技术的应用,五彩纹章瓷在1730年后逐渐停产。铁红描金边饰的流行时间为1715年至1735年间,最早出现时只是作为五彩边饰的附属边饰带,随后逐渐发展为风格鲜明简练的边饰类型,与之搭配的五彩花卉则进一步简化为口沿处的装饰。1725年之前的铁红描金边饰基本上仅见于纹章瓷,铁红描金风格的纹章瓷绘制较为精准、错误极少,说明这一时期绘制的纹章瓷基本上都是根据欧洲商人专门提供的彩色图样临摹绘制的。

    1730年前后,粉彩技术在纹章瓷中广泛应用,此后风行70余年,直到19世纪才逐渐被颜色厚重、纹饰繁复的广彩所取代。1730年左右,铁红描金纹章瓷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受珐琅工艺影响而产生的锦地纹。此类器皿的外、内沿绘细密的粉红、蓝、绿、紫或黄彩、墨彩菱形格子纹和八角蜂巢纹,绘工精细、色调雅致。

    到了1740年,珐琅工艺的影响逐渐消失,锦地纹被简单的装饰线条和开窗风景纹取代,这也从侧面说明大概从1740开始纹章瓷的绘制逐渐由景德镇向广州转移,中国商人与东印度公司和外国商人的沟通更为紧密直接,纹章瓷的绘制开始吸收更多的西方元素。这一时期,绘于器皿边沿和中部的开窗采用海棠形(四瓣形),这种开窗的形制出自德国迈森1735年至1740年间的瓷器产品,迈森的瓷器应该是作为样板被送至中国。

    从1740年到1765年间,纹样绘制开始明显受欧洲产品影响,大量欧洲本土生产的陶瓷产品被送至广州作为样板,纹章瓷中纯欧洲风格的纹样和器型在这一时期内集中出现,包括德国迈森瓷器中精美富丽的鎏金卷草纹边饰、出自维也纳杜·帕奇尔瓷厂的巴洛克式墨彩边饰等,最为常见、使用最广泛的完全来自欧洲的纹样则是一种卷草贝壳纹边饰。


    巴洛克风格边饰_meitu_1.jpg卷草贝壳纹边饰_meitu_5.jpg

    巴洛克风格边饰  卷草贝壳纹边饰


    完全欧式的纹样并没有持续流行,主要原因在于18世纪后半叶,欧洲本土瓷厂开始具备生产大型瓷器餐具的能力而无需再依靠中国供货,在欧洲购买同类欧式产品更为容易,成本也相对较低。此后,中国外销瓷生产质量开始受竞争和成本影响,纹样绘制渐趋简单形制化。

    18世纪出现的最后一种主打纹样是一种垂悬式花彩装饰。在1760至1770年间较早出现的花彩纹样仍以欧洲风格为主,应当是根据欧洲纹样绘制的,加上使用多种颜色的彩料点缀,绘制成本较高。后期的垂悬花饰中,花卉渐趋纤细单薄,绘工明显下降,色彩的品种也不如初期丰富。

    从1760年开始,潮流逐渐回归中国风,传统青花纹饰再次流行,从其中一种以菱形格子纹、卷草纹和花蝶纹为主要元素组成的青花纹样中,还逐渐演变出1780至1820年间风行一时的费茨休(Fitzhugh)纹样。

    嘉庆年间出现的纹章瓷常将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图与西方纹章相结合,家族的纹章或盔饰常出现在器沿上方。但与18、19世纪之交大量出口欧洲的“满大人”(清宫人物)纹外销瓷有所不同,人物和场景多采用粉红、蓝、绿、紫和黄为主要色调绘制,总体风格较为写意,并且绘制人物和故事并非出自清代,而是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文学名著和戏剧故事,如三国演义、西厢记等。

    到了19世纪20年代,一种被通称为“广州玫瑰”(Canton Rose)的样式开始兴起,在19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这类纹饰一般色彩浓烈、构图饱满、绘制繁复,根据纹饰和布局的不同可分为“玫瑰团花纹”(Rose Medallion亦可称作“广彩人物花鸟纹”)和“玫瑰满大人纹”(Rose Mandarin亦可称作“广彩人物纹”)。

    玫瑰团花纹出现略早,纹饰的总体布局是中心设圆形开窗,四周环绕四到六个小开窗。中心开窗内绘牡丹和鸟纹,或以私人纹章取代,而四周则交替出现花鸟蝴蝶和室内人物场景。开窗外围绘以繁密的绿色藤蔓及蝙蝠、蝴蝶纹等,用色较为活泼

    清同治广彩人物花鸟纹章盘_meitu_8.jpg

    清同治广彩人物花鸟纹章盘约1865年定制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