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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鉴赏

    传宗泽《致秉彝札》及其作者考略

    发布时间:2018-04-13赵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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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题目中的“传”字,当然是不确定、不认可的意思。前代的书画作品,被后世人为地把小名家充作大名家、小名人附会成大名人的例子并不少见,从这件《致秉彝札》(图1)所展示的客观情况来看,很可能也是同样性质的作品。因此,它的真实作者和年代所属,都需要重新考定和确认。

    宗泽(1060—1128)是北、南宋之交的抗金名将,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祐进士,历任地方官,颇有政绩。靖康元年知磁州(今河北磁县),抗击金军。后任东京留守,组织、召集两河义军,屡败金兵,威声日著,北方称其为“宗爷爷”。又曾多次上书高宗赵构,力主还都东京,并制定收复中原的方略,均未被采纳。壮志难酬,忧愤成疾,临终三呼“过河”而卒。有《宗忠简集》。历史上宗氏并无书名,《致秉彝札》是其名下传世的唯一墨迹。

    该帖系纸本,纵28.5厘米,横36.5厘米,行楷书。帖文如下:

    二月廿八日,泽再拜献书秉彝兄足下。古人言,人乞不自知。六年冬,幸藉顾公为媒,因自忘其不肖,遂获进知于兄。于后委屈成就,教所不及而培益其所已能。故已知兄之度,而区区敬服之诚,亦有在矣。八年七月十九日,仆罪大福薄,弗克终受教益,分首而别。其于留连谴绻之情,为何如也。继此音问不绝,殷勤眷厚培加于初。贫贱之知,何以勤盛意如此哉?用是皇媿无已。仆本非恋恋乡土者,但家贫无易事,故不免迟留尔,用达知之。德纯陈兄善信人也,为同道;藉于越也,为同郡;交数十年,为故人。于其行也,又相与连榻信次焉,而可无一言进于左右乎?千里尺素,情达而已,未闻。万祈金玉其躬,以蕲无负圣天子丝纶之寄。幸幸,不具。

    内容大致为友朋之间的叙旧、请托、应酬一类,收信人是“秉彝”,寄信人为“泽”。帖面很洁净,既没有作者名印,也没有收藏印。

    它的收藏情况,现在只知道曾经是海上涵庐的旧藏。涵庐的主人张文魁,字师良,上海浦东人,生于1905年。早年经商,颇有成就,公事之余,酷嗜书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沪上书画家、收藏家过从甚密。张氏的藏品,最重要的部分是宋元人的诗牍,多至四、五十通。其中既有大名家如宋苏轼、元康里巎巎的作品,又有如宋名人石介、曾巩、左膚等人的孤本,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可惜当时知道其藏品的人不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氏移居南美,藏品随往巴西。1967年张氏殁后,藏品由其后人保管,直到三十年后的1996年,才委托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全部拍卖。至此,其收藏的庐山真面才尽现于世人。

    涵庐的收藏尽管整体上很精,但个别藏品难免有值得疑议的地方。因为世上没有没走过眼的鉴定家,同样也没有没收藏过赝品的收藏家。记得当年上拍之前,佳士得的马成名先生曾携部分拍品来故宫,请徐邦达先生过目。当时笔者有幸侍厕其列,先生即对宋《过访》《人事》二帖的作者提出了疑问;又指出元名家二札系双钩副本。再有,曾巩的《局事帖》后来也有人撰文指出或是同名宋人之作,而非曾氏。

    《致秉彝札》就其性质而言,与《局事帖》的情况比较接近,同属攀附名家、名人之作。理由有三:其一,帖作本身只能证明它是一位名“泽”的人所作。除了同名,现在还找不到一点儿能和宗泽扯上关系或排他性的依据。因为历史上同名“泽”的人还不少,宗氏不是唯一可能的作者候选人。

    其二,书法的时代风格不类。宗泽主要生活在北宋末期,其时世上最流行的书体是苏、黄、米、蔡(蔡京),这在存世的宋人墨迹上都可以得到证实。同是抗金名将的韩世忠、岳飞书法都学苏体字。上述时代风气的因素,在《致秉彝札》中完全没有显示。作品书法水平不高,间架仅具规模。硬笔枯墨,点画不免竭蹶,与他的名字“泽”并不协调。以直观的经验判断,它更可能是元明间人的作品,明人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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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其三,札中“圣天子”另起行高顶格的写法,也不是宋人通行的书写格式。从传世的墨迹观察,两宋尺牍,凡是提到皇帝或代表皇帝事物的地方,均为平头书写,并没有另起行高抬头的习惯(图2)。这种写法大约出现在元代中期,如赵孟頫尺牍中的“旨”字(图3),就抬高了半个字,程度尚不明显。比较标准的高抬头格式是到了元末才正式定格(图4),入明以后流行更广。同时,抬格的对象也从过去的皇帝专属,外延扩大到了一般人(图5)。由此判断《致秉彝札》的书写年代,应该不会早过元代中期。

    图3 赵孟頫《南还帖》_meitu_1.jpg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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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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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讲完了附会的理由,还要反过头来解释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和原因,弄清楚它的所以然。目的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增值增重”四个字。这站在始作俑者甚至藏家的立场来考虑,很容易理解,对此无需做过多申说。至于原因,涉及的因素复杂一些,但也不外乎以下三项。首先是名气。在名“泽”的历史人物中还没有超过宗泽的。从古至今,广大民众普遍都具有英雄崇拜的心理情结,特别是对那些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人物更是如此。在书法方面,这种朴素善良的情感更多地表现为被借重与附会,历史人物之中如颜真卿、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这类“传世”墨迹最多,宗泽的情况和他们一模一样。

    其次是可信度与珍稀度。时代太早,如三国时有阚泽,就能和“魏晋风度”挂上钩,够珍稀了,但可信度一定会大打折扣。选择元明,墨迹存世又太多,珍稀度既不够,复乖附会本意。选择相对居中的宋代,庶几二者兼具。

    再有就是书迹难证实。众所周知,判断事物性质的前提,是基于对事物本身的了解程度。对宗泽而言,除《致秉彝札》外,有关他书法的墨迹和史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更别说要证实什么了。这真是道难题,折射出附会者的用心良苦。好在客观事物的性质能掩盖、歪曲,却不能改变,历史的真相终究会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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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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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宗泽不是《致秉彝札》的作者,它的作者另有其人。上文中,笔者曾经推测这位“泽”很可能是明代人,而明代尺牍传世的数量较之宋代要丰富许多,同一作者的作品存世不止一件的概率也相应增大许多。顺着这个思路,我们采用“过筛子”的笨办法,沙里淘金,居然在故宫收藏的七万件尺牍中找出了一件《张泽致祝惟贞札》(图6、7),作者、书法都与《致秉彝札》完全匹配。二札同出一人之手,一望可知。释文如下:

    年生张泽顿首。惟贞祝大人侍史,年来添厕榜末,同年之好,曾未一叙,而我兄以病在告矣。自时一别,倏然三序。兹者幸蒙恩例放归,过境贵县,就欲假舟专拜,每有事阻。况承邀请至再至三,竟莫能一造,岂会晤不偶,而亦莫非命与(欤)。临行又承厚惠,知感知愧。但家兄叨任贵学,七年于兹,不得一预蛟文之次,诚非学官所美,间知年兄与南京府尹公最厚,不知能一举荐否也?倘下念年契,则区区兄弟之光,不可胜言,而同年之厚,于此无以加矣。诚祷诚祷。夏令将炎,伏希善保天和以膺大任。不宣。成化廿一年四月十八日,寓杭城,张泽顿首。下钤朱文“达意”印

    此札的内容,和《致秉彝札》差不多,同属于友朋之间的叙旧、请托、应酬一类,只是寄信人、收信人的署名,相互关系及写作时间交代的更具体、完整。因此,考据的意义更大。如札中张泽称与祝惟贞为“同年”。检《明清进士题名录·成化二十年》,二人分别为二甲  第五十八名、三甲第九十七名进士。又,二人传记也都见于文献记载。

    祝萃(约1497年前后在世),字惟贞,浙江海宁人,成化二十年二甲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工部。从侍郎徐贯治水苏淞,以功进员外郎,正德时官至广东左布政使,有《虚斋先生集》(四库存目)。

    张泽,字孔仁,号存菴,福建闽县人。幼失怙恃,读书自奋,成化癸丑经魁,甲辰(成化二十年)进士,历大理寺评事、寺副、寺正。持心公恕,狱案遇当驳者,必付回原问,至再方议驳,多赖平反。有《棘台驳稿》二卷,升广东按察佥事。卒于潮。(《福州府志》卷之二十八,明正德十五年刻本)

    作者及其生活时代的确定,为考订张泽《致秉彝札》的具体系年提供了可能。札中说道两人“六年”至“八年”之间曾经同官的往事,据上引《福州府志》刊刻时间,可知张泽卒于正德十五年之前。因此,该札只能写在弘治八年或正德八年后的一段时间,只可惜现有的史料还不能进一步具指。但无论哪一个,其写作年代较之《致祝惟贞札》都要晚十年以上。就书法论,二者的老道程度也确有差距。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