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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两周考古的新思路、新发现与新突破

    发布时间:2018-04-19 ​ 徐良高

    近两年,两周考古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价值的新发现,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两周历史的新认识。


    西周都城聚落考古进一步深化

    近几年来,在聚落考古思路的指导下,利用多学科手段,考古学家对西周王朝的都城——丰镐、周原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初步建立起地理信息系统,掌握了基本的聚落布局框架,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存。在周原,水网系统的基本探明为研究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框架,使我们对当时“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优越地理环境有了真切的感受。通过对凤雏建筑群中第三号、第六号基址及其附近墓葬群和疑似城墙遗迹的发掘,结合过去发掘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为研究凤雏建筑基址群的结构布局、功能性质以及周原遗址的性质、是否存在城墙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资料。在丰镐,通过全面勘探,对遗址的四至和水系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在丰京南部的勘探与发掘,弥补了过去考古工作的空白,尤其是大原村南西周制陶作坊的精细化发掘,为研究都城内手工业生产状况提供了契机。

    西周诸侯国考古获得新突破

    周王朝推行“封建诸侯以屏周室”的统治政策,在周边重要战略地点分封了诸多同姓或异姓诸侯国。过去,我们对东方、北方的诸侯封国发现较多,如晋、燕、黎、邢、卫、齐、鲁等等。近两年来,在周的西方和南方的多处重要考古发现弥补了这些地域考古工作的不足和传统文献记载的缺失,使我们对周王朝在西北方和南方的疆域范围、分封制度、宗法礼乐制度和周王朝对相关重要资源的控制情况有了新的认识。

    周人兴于西北,败于西北,对西北的有效控制或失控决定了周王朝统治的成败。十余年前,早期秦文化考古所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使我们对周王朝是如何经营西方以及以周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秦人是如何与以寺洼文化为特征的西戎文化相处共存的历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不过,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对周文化在西北的情况都知之甚少,文献记载不多,考古发现更少。

    2017年,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周王朝的西北疆域和周文化在西北发展状况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考古发现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区、铸铜与制陶作坊、路网、壕沟、墙体以及刻有文字的卜骨卜甲等都显示姚河塬遗址应为周王朝分封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某重要采邑或诸侯国的都邑之所在,为我们了解周王朝在西北的疆域范围、政治地理格局和周王朝与西北戎狄族群的相处模式提供了难得一见的资料。李伯谦先生将姚河塬遗址称之为“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恰如其分。如果考虑到西周时期马的大量使用和文献中周王对马政的重视,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周人这一前哨基地应与周人获取西北方的重要战略资源——马有密切的关系。

    南方是周王朝另一类重要战略资源——铜、锡等的主要来源地,也是西周诸侯封国集中的地区,有所谓“汉阳诸姬”。近年来,围绕曾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周之南方的认识有了长足进步。一个几乎失载于文献的西周重要封国——曾,通过考古发现的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一系列墓地,展现了从西周初期分封到战国被灭,除中间有小部分缺环的几乎完整的曾国通史,成为从考古学研究两周时期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的典型样本之一。

    近两年京山苏家垄两周之际曾国高等级墓葬、居址和冶铜遗址的发现,丰富、完善了这部由考古发现书写的曾国通史,填补了诸多空白。尤其是考古发现的大面积冶炼遗存、铜锭及厚重的青铜器等,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结合墓地出土的曾伯桼铜器群铭文与传世曾伯桼青铜簠上 “金道锡行”的记载,我们清楚地看到周王朝如何通过曾国,管理、控制随枣走廊与南方,进而控制淮夷并掌控铜、锡资源的历史。

    两周之际重要考古发现为探讨平王东迁前后周之西部地区政治地理格局变迁与族群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从西周到东周,随着犬戎的入侵和周王室的东迁,盛极一时的都城——周原、丰镐被完全废弃,世家大族云集的京畿地区一片荒凉。迄今我们尚未在周原、丰镐遗址及其附近发现能确定为王室东迁后仍然存在的春秋早期周文化遗存,虽然文献中有“周遗民”的记载。那么,东周时期,周人的势力和文化影响真的就随着平王的东迁而完全离开关中及其以西地区了吗?并非如此!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索两周之际周王朝西部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和风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发现的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早期居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显示墓地主人及其家族拥有很高的社会等级和地位。从刘家洼遗址往东和东南,接连分布着从两周之际到东周时期的梁代村芮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等重要遗存。这些遗存显示,犬戎入侵京畿后,这些地处京畿东部区域的贵族家族或诸侯国并未消失,反而是兴盛起来了,原因何在?

    同样,在京畿的西方有属于周文化系统的秦的兴起。考古新发现也显示,在西北侧地带,春秋早期也仍然有高等级周文化世家大族的存在,如甘肃宁县石家发现的7鼎6簋墓和7鼎8簋春秋墓葬群,墓内随葬品虽然有一些北方草原文化与秦文化因素,但主体仍为周文化。

    如果我们结合西周早期遗存,如甘肃灵台百草坡墓地、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等的发现和相关文献、金文所记载的周王朝与西北戎狄如犬戎、猃狁等的关系以及周文化在西北的进退这一历史背景来分析,那么这些文化遗存的主人是谁?它们跟周王室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与西北的戎狄族群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周王室东迁以后,它们为何能继续活动于西部?两周之际,不同的族群在西北大地上演了怎样的纵横捭阖的政治戏码?秦人为何能兴起于西方?等等。考古新发现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传统文献所缺少的史料。

    一系列东周考古新发现为认识群雄并争的东周时代及其社会变迁提供了具象化史料

    例如,曲阜鲁故城考古使我们对以周礼正统继承者自居的鲁文化和鲁国宫殿、都城的结构特征有了准确的了解。郑韩故城见证了郑国这个最早公开向周王权威发起挑战的诸侯国,如何强盛一时,最后又怎样被三家分晋而来的韩国所灭的群雄争霸的东周历史。近两年,北城门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具有重要军事交通价值的“渠门”的位置及其形制结构,对研究郑韩故城的结构布局具有重要价值。三号车马坑的发掘,不仅帮助我们确定其墓主为春秋晚期一代郑公,而且彰显了当时郑国国力之强盛。

    特别是近两年发现的襄汾陶寺北墓地,为一处延续时间约500年的大型高等级贵族墓地,包括墓葬1283座、车马坑3座,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前后历经春秋时期晋国“邦墓”和战国时期魏国某世袭贵族家族墓地两大阶段,为我们考察晋国乃至东周时期社会组织、文化面貌及其变迁提供了一个理想案例。

    从“尊王攘夷”,强调“夷夏之辨”到强调“夷夏之变”,融为一体,东周时代的另一条主线无疑是华夏与四夷的互动、融合。

    徐阳陆浑戎贵族墓地和张家川马家塬戎人墓地的发现已经让我们得以一窥这种互动、融合的历史过程,近两年河北行唐故郡墓地的发掘又提供了一批代表性史料,弥补了相关文献的严重不足,成为我们研究以鲜虞部族为代表的北狄族群的文化特征、迁徙过程、中山国历史以及戎狄文化华夏化过程等的重要资料。

    另外,四川成都双元村蜀国贵族墓地、山东滕州大韩村东周贵族墓地、常州春秋土墩墓等重要考古发现,也都使我们对当地文化的特征、社会状况及其与华夏文化的互动、融合关系有了更为客观、准确的认识。

    近两年两周考古的成果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但如果以完善两周考古学体系,构建两周历史新叙述为目标的话,我们的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至今,还没有一座两周城址的聚落布局已经清楚,西周王陵尚无线索,对重要遗存的精细化发掘尚处于探索阶段;已经发现的两周时期家族、诸侯国遗存和周边四夷、方国遗存仅仅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量的这类遗存有待我们去发现,许多缺环有待补充;即使是已发现的诸侯国遗存,也存在考古工作不平衡的问题,墓葬多而遗址少;缺乏从考古学角度对两周社会变迁及其原因的深入探讨也是明显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关键节点,如两周之际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期盼着两周考古的新进展。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