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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钻木取火器研究

    发布时间:2018-05-04蒋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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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火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除了炊煮、取暖、照明等外,火还可用于烧陶及冶金,大大加速了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已会使用天然火;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民逐渐学会了利用工具取火。其中,钻木取火在诸多取火方式中占据重要地位。研究古代钻木取火器的形制、构成,以及先民对木材的选择等在考古学、人类学、民族植物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意义。

    我国先民很早就已掌握钻木取火技术。春秋时期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已有钻木取火的记录,而上古时期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广为流传。除古文献外,海南及云南的部分少数民族仍存在钻木取火行为,堪称传统取火方式的“活化石”。最简单的钻木取火器仅由取火板和取火杆构成,其中取火板边缘一般预制凹槽(流灰槽)以收集摩擦过程中所产生的木屑。蕴藏有一定热能的木屑在流灰槽附近不断堆积,由于热能不能及时散出会导致木屑温度不断增高。当温度达到着火点时,将易燃物(tinder)引燃后即可获取火种。

    钻木取火有多种方式,其中徒手法最简单也最为原始;为提高效率,可使用弓钻或绳钻法加快钻头的转速,并在钻杆顶部使用压板以增大摩擦力;北美印第安人的部分民族还使用易洛魁式方法钻木取火(图1)。我国先民的钻木取火方式在古文献中语焉不详。由于木材易于腐朽,钻木取火器在考古遗址中不易发现。幸运的是,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钻木取火器为我们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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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鲁番盆地气候极为干燥,遗址或墓葬中保存了大量植物遗存。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教授自2004年起开始研究吐鲁番先民的农业活动与植物利用,并在国内外(SCI)核心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此次蒋洪恩教授与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的同仁合作,对吐鲁番洋海墓地晚青铜至早铁器时代(~1200BC-100AD)的墓葬中出土的12件钻木取火器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者在钻木取火器附近未发现与之配套的弓,也未发现用于增大摩擦力的压板,同时钻杆仅有一端磨圆并炭化,钻杆表面也未发现摩损痕迹。因此,研究者推断洋海先民应使用徒手钻木的方式获得火种。

    研究发现,古代钻木取火器选材来源于杨属、柳属、云杉属等乔木类及铁线莲属、马兜铃属等藤本类木材。其中杨属、柳属、铁线莲属植物在吐鲁番盆地均有自然分布,应为就地取材;云杉属在天山阴坡高海拔区域分布较多,应系先民在游牧、战争或迁徙过程中辗转带至吐鲁番盆地。马兜铃属灌木如今仅分布于甘肃、陕西一带,在新疆已无自然分布,但不排除2000多年前在吐鲁番盆地曾有分布,亦或该木材源于陕甘地区。

    民族学调查发现,取火杆(钻杆)与取火板有时来自同种木材,有时则源于不同种木材。本次研究中仅发现两套完整的钻木取火器,其余的取火杆或取火板则单独出现(图2)。木材学研究发现,其中一套钻木取火器的木材同为杨属(可能是胡杨),而另一套中的取火杆为杨属,而取火板来自云杉属。杨属、柳属、铁线莲属木材为散孔材,木质松软,摩擦时容易产生木屑;云杉属木材富含松脂,易于燃烧。上述木材均是制作钻木取火器的良好材料。同时,钻木取火器易于携带,方便使用,是吐鲁番地区晚青铜至早铁器时代先民在游牧、打猎或战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

    该文章已发表于植物考古界顶级期刊《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植被历史与植物考古)。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672171),中国科学院科技史青年人才研教特别支持项目(Y529027EA2)及中国科学院大学校所合作项目(Y65201YY00)支持。

    参考文献:

    Jiang Hongen, Feng Guangping, Liu Xiaoli, Cao Hongyong, Wang Shuzhi, Ma Liping, Ferguson David. Drilling wood for fire: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of the fire-making tools in the Yanghai cemetery of ancient Turpan, China。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2018) 27, 197-206.

    Hough Walter. Aboriginal fire-making.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890) 3: 359-372.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