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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保护

    责 任 与 创 新

    ——2018清华同衡学术周文化遗产保护观点集萃

    发布时间:2018-06-22本报记者 冯朝晖 郭晓蓉 王龙霄

    5月25日至26日,2018年第六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举办了两场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分论坛,主题分别为“城乡遗产,中国智慧”和“历史城市保护与复兴”。

    “城乡遗产,中国智慧”专场汇集了14位嘉宾的报告,内容涉及城乡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学术探讨、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案例、遗产保护的创新思路和未来前景。

    “历史城市保护与复兴”主题论坛汇集了11位嘉宾的报告,分享了文博界立足历史文化保护与复兴的实践案例。

    正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在致辞中所说,“责任”与“创新”是遗产保护的两大使命。我们有责任保护和传承遗产、积极应对在与遗产共处时产生的矛盾与问题;怀着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承前启后,在感受先人智慧的基础上,产生创造与创新的动力。


    城乡遗产保护与复兴


    浙江省松阳县县委书记王峻介绍了“活态保护、有机发展”的理念。他认为,在乡村复兴的过程中,要注重充分利用本土化、低碳环保的材质和技术,还原原真田园风情、原味的风貌历史感;注重确立风貌完整、舒适宜居、富有活力、人文和谐的保护发展目标,全面恢复传统村落整村格局;注重激活传统民居的生命力,激发传统村落经济活力;注重植入文化基因,鼓励村民形成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走出一条“文化引领的乡村复兴”之路。

    广东省住建厅总规划师李永洁介绍了南粤古驿道保护与利用的案例。她认为,我国拥有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资源,对其进行保护利用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南粤古道的项目实践,不仅包括了助推城乡高质量发展、遗产保护与环境治理、塑造品牌形象、发展旅游教育事业等内容,更包括了在带动沿线城乡经济连片发展,精准扶贫等角度多个层面的前沿探索。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未来广东会形成绿道和古驿道文脉交织的城市空间结构,以此支撑起一个诗意的广东。

    上海玻璃博物馆董事局主席张琳以上海玻璃博物馆为例,与大家分享了对后工业时代城市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实践经验。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玻璃工厂、厂房租赁改造为办公场所和创意园区等阶段,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博物馆和社区公共文化交流中心的功能。它以“新旧结合、有机再生”的理念,探索出了一条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道路。博物馆的建筑空间营造非常注重“新”与“旧”的有机结合,在保留厂房原初形态的基础上,实现博物馆空间有机生长。同时,博物馆的设计还特别重视玻璃与艺术的紧密结合,邀请当代艺术家来馆驻留。目前上海玻璃博物馆已经凭借丰富多彩的公众参与活动,成为了社区的文化中心和公共机构。

    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从文物普查和文物保护利用两个方面详细介绍了雄安新区的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在文物普查方面,根据相关部署,河北省文物局于2017年5月至12月组织联合考古队对新区全域进行了全面普查。借助航拍、激光雷达等现代化工作手段,确认不可移动文物263处,形成了新区文物调查的专题报告,构建了四个级别的保护体系,搭建了新区考古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并对每处勘探都进行了信息化管理。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充分落实《河北省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要求,改变文物被动保护的局面,将文物作为新区发展建设的重要资源。以史前文明的展示为重点,将新区5000年来的连续历史进行全面展示,力求做到文物展示利用与新区空间规划紧密结合。

    杭州市运河综合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小辉介绍了大运河(杭州段)的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该工程围绕“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从遗产的保护利用、以遗产带动新区建设、落实国家战略三个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在遗产的保护利用方面,杭州市政府成立运河集团,形成了“市区联动”的工作机制,坚持“保护利用两手抓”,从“理、用、展、产”四个方面构建遗产的综合保护利用体系。在遗产带动新区发展方面,规划方案以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主动对接城市发展战略,从公共空间营造、水系展示利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三个角度丰富新区文化底蕴。在国家战略的落实与延续方面,杭州以运河二通道建设为契机,结合老城保护和新城保护开发,形成了长达39公里的“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文明示范、历史文旅体验、经济发展融合”四带合一的综合整治样板段。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在回顾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将上海历史文化保护工作重点的转变概括为:由保护城市到保护街区,由保护建筑到保护风貌;由物质层面的保护到非物质层面的转变。他认为,相较于北京,上海市的登录文物以近现代史迹及建筑为主,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亟待资金的投入和社会的参与。他还从保护中是开发优先还是保护优先、保护中的城市有机更新与住房改善、依法保护和有效保护、积极保护和文化复兴四个方面分析了城市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保护理论探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宋峰用城市形态学的方法,解读了城乡遗产保护三个维度的重要意义。首先,在识别城乡遗产价值的研究领域,形态学研究方法可以为解读物质空间演化,梳理人类历史进程以及整个聚落的形成演变过程,提供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其次,形态学研究方法可以为研究城镇景观演化过程提供有力支撑,对于迎接现代遗产保护层面所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再者,在划定遗产风貌保护区方面,可以依据区域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梳理平面格局、建筑肌理和土地利用模式,解析城镇风貌,从而指导遗产保护范围的划定。

    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副主任刘岩介绍了“DIBO”的遗产活化方法。他认为,当今时代文化遗产已在经济学角度具备了新的含义,而DIBO的遗产活化方式是从守护共同的遗产观出发,以规划设计为抓手,整合投资、建造、运营,让遗产地得到健康的可持续活力的一种创新路径。首先,DIBO思路改变了传统规划设计(D)的做法,形成了从设计到运营咨询的遗产地发展综合解决方案,以及“空间+内容”两条腿走路的设计路径;其次,DIBO对投资(I)方式形成了新的引导;第三,DIBO在实施方面(B),强调对建造过程一盯到底的操作流程;最后,在未来的遗产活化利用过程中,运营(O)势必将成为设计之外的第二个核心环节。

    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副总工肖金亮从多维视角探讨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城市改造。他回顾了“大遗址”、“考古遗址公园”概念的提出过程,并以隋唐洛阳城为例,解读了大遗址保护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他认为,大遗址保护应该不仅从遗址保护和考古研究的维度出发,还要从城市自信、市民情感、旧城更新、文化生活、城市开放空间、旅游运营等多种维度研究综合,避免简单地采用单一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复杂的问题,真正做到大遗址活化与文保惠民。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与大家分享了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他介绍,故宫博物院拥有占全国42%的珍贵文物,其藏品、建筑和空间中无处不体现“和谐大同”的文化气质;它不仅是历史遗存的聚集空间,同时还是皇城贵族们亲近的生活空间。冯乃恩指出,故宫博物院一向秉持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协调性“三性合一”的原则,在保护工作中注重文化遗产的延续,构建保护与修复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并以文化遗产的视角,在建筑群落、文物本体以及整体空间环境三个层面开展精细化的保护工作。他还进一步以鲜活的实践案例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如何通过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方式保护文物、传承遗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以多种形式的推广与普及,对故宫博物院进一步推动保护理念起到的重要作用。

    北京神奇建筑研究室设计主持人朱起鹏在题为“城市遗产的另类个案”的报告中,介绍了位于北京旧城核心区域的宏恩观几十年来的变迁历程。他认为,这是一个多阶层“共构”的有趣个案。在这个案例中,建筑形态本身也是社会形态的反应,多阶层的“共享”实现了建筑空间价值的最大化和功能的混合;整个空间是多阶层在无意识状态下“共谋”的结果,这使得每个时期的建设干预都成为特殊的历史遗产,并作为下一变化周期的基础条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人与遗产的互动本身构成了城市历史遗产的重要价值。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持各个时期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还要尽可能保障遗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维持并鼓励其与城市之间持续发生互动关系。


    文创产业营造


    台湾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董事李昱駪介绍了“以文化园区链结地方特色文化”的案例。位于宜兰县的台湾传统艺术中心,自2003年开园以来,通过创造永续文化产业的方式来传承地方文化,效益显著。具体策略包括:保存传统表演艺术,实践台湾特色演艺,以生活工艺对接传统工艺,让文化首先被看见;结合传统信仰与现代元素,多种方式活化岁时节庆活动;推动文化资产体验教育,利用民间工艺的艺术性创作和互动参与,活化传统艺术历史场域等。他们的目标是将文化园区打造成一座“活的博物馆”,为体验者提供学习机会,让传统艺术得以传承、发展并延续。

    清华同衡陕西分院副院长吴淼介绍了袁家村开发民俗旅游的案例。他认为,袁家村创新地践行了一条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的聚集、活化、复兴之路。在村落复兴过程中,村长带领村民通过建造技术、传统手工艺、民俗活动等方面的活化传承和展示,实现了村落民风民俗生动的展现,构建了村落遗产体系化传承、活态化应用、串联式展示、互动式体验、创新性应用的复合发展模式。袁家村的实践是探索“就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规划方式转变出路的一次重要尝试。

    赛博文旅联合创始人、公司执行董事谢翅讲述了文旅小镇拈花湾项目从策划到落地的过程。他认为,文旅产品需要构建三大体系,即需求体系、文化体系和产品体系;需要迭代、创新、极致和服务“4大思维”;需要公共聚集、休闲旅游、商业消费和文化体验“4大空间”共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文化创新和传承的相容性,保障文化与商业模式和产品的全面结合,确保文旅产品的高品质。

    景德镇唐英学社创办人、古陶瓷研究独立学者黄清华介绍了“宋宴”的文创构思。他的团队2014年入驻景德镇进坑古村,致力于宋代古窑址的保护和艺术性活化利用工作。他们通过对宴会器具制作等宋代人文活动的研究,将宴会活动与遗产的活化利用结合,使宴会不仅停留在单一的饮食行为层面,而是呈现出宋代雅致的娱乐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景德镇乡村建设复兴与文创有机融合的范例。

    杭州湖边邨罗莱夏朵酒店董事长、亚洲区副总代表刘政奇以依托老石库门联排里弄建筑营造的酒店为例,阐述如何实现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平衡。他剖析了目前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领域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保护和利用脱节、资金渠道单一、政府观念落后以及社会民众误解等。他认为,建筑遗产的保护,首先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其次要执行“利用时”业态的行业标准和要求,最终结合其他相关情况统筹开展工作。此外,建筑遗产的利用,还要充分考虑保护等级,遵循建筑遗产的特点、形式,切实做好修缮设计方案,并由专业的施工团队进场施工。

    地瓜社区CEO郑言以地瓜社区设计的一个住宅区地下公共空间为例,讲述了他们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思考与实践。她认为,具备社交功能的公共空间对于城市和社区来说至关重要。在空间设计时,他们让空间的不同部分承担不同的功能,居民们可以对这些用心设计的公共空间进行创造性使用。最终,住在这里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增多了,这个地下空间也形成了平等、温暖、好玩的公共生态。


    发展前景展望


    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副总工张谨阐述了“国家遗址公园2.0的构想”。她认为,以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遗址公园1.0模式,普遍面临有空间无内容、重建设轻运营的困境,同时因为缺乏与城乡和大众的关联,而使得遗址公园的活力难以展现。下一阶段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完成由物到人的转变,由遗产到城乡的转变,由单一到复杂的转变,从而实现遗址公园从以文物保护工程集合体为特点的1.0模式向以带动区域发展的文化综合体的2.0模式的转变。未来,要从遗产活化、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等更大的领域入手来解决大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问题。同时,在开展空间规划之前,完成文化资产模型的构建和文化业态的策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杰作了题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探索与创新”的报告。他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文化自信不应仅仅是空谈,它需要与生活挂钩,因此名城保护规划不能只停留于常规工作,而是需要在保护与利用的探索中重视管理与追责制度的改进以及评价与指标体系的构建。他以济南、福州、北京、泉州的项目为例,总结了清华同衡遗产中心近几年应对我国新形势所做的保护相关工作。在北京和泉州的工作中,团队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更新保护模式加以结合,力求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立足百姓真实诉求,开展遗存保护与环境整治相关工作,这些都将成为后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有力借鉴。

    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历史文化名城所副所长阎照以在济南和北京的实践为例,探讨了历史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未来。她在报告中指出,历史片区往往是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最集聚,但也是矛盾最突出、欠账最多的区域,在当今社会保护共识已普遍形成的新形势下,历史片区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明确一个前提,把握两个核心手段,形成五个重要抓手。一个前提是“以整体保护为前提”,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盘点片区文化与空间资源,形成整体保护的资源管控体系。两个核心手段是“恢复性修建”,整理形成片区清晰的街巷及院落格局;“回归人、房、地的合理关系”,保障居民基本的住房空间与条件。五个重要抓手是“文化提升+功能提升+环境提升+居住条件提升+社会治理提升”。

    清华同衡遗产中心研究室主任张捷通过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晋江五店市项目的全过程回顾,结合对两次历史文化名城评估的比较分析,提出如下反思:规划设计与施工环节的工作对于街区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固然重要,而之后的运营维护、动态管理、公众参与等阶段,也是街区生活延续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基于上述背景,清华同衡遗产中心研究室整合了四个相关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分阶段为街区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估和其智慧化运维提供技术支撑。研究首先构建“街区经济社会再发展”评估模型,引入大数据分析方法,从活力塑造的角度,对全国50条历史文化名街开展相关评估。其次,从保护与利用模式层面,整合传统数据分析与新数据分析方法,针对浙江省47个省级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利用开展全面评估。最后,通过对诸如河坊街这样的个案开展可视化决策系统的设计初探,推动街区形成有针对性的“监管、分析、决策”一体化的实施后评估智能系统。



    现实困境下的魅力重塑


    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历史城市保护发展研究一所所长徐慧君针对我国多数历史城区面临的现实困境,以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在正定和昆明两地的实践为例,与大家分享了在整体塑造历史城区价值特色方面的经验。她介绍,正定的特点是文物资源价值高但城市整体的环境品质欠佳,需要走出“大力打造、复建、包装”的误区,在认识整体格局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挖掘、充实文化内涵,提高民生水平、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上,使历史城区的整体价值得以提高。而昆明历史城区面对当前高强度建设的现状,可通过现城垣、理轴线,通山水、保视廊,塑街巷、串系统,立标识、广传播这几方面的工作,助力历史城区整体的魅力重塑。她认为,历史城区是城市文化的发生器,要整体、系统地看待城市遗产。对于整体历史风貌已不存的历史城区,更应紧抓“格局”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挖掘充实文化内涵,探索现实可行的实施路径,逐步实现历史城市文化特色的整体凸显。

    大栅栏更新计划发起人贾蓉以大栅栏杨梅竹斜街为例,探讨了历史街区保护与复兴的中国模式和实施路径。她介绍了大栅栏城市更新实践中,“以人为本的有机更新”和“微改造”两种模式的灵活应用案例。她认为,这种老街区的更新机制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的,是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和满足。这种机制具有不可复制性,应根据不同的街区特点和资源禀赋,做出相应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屋的产权特点。此外,她还以大栅栏领航员项目为例,进一步介绍了杨梅竹斜街的业态功能策划及结构调整的相关经验。她认为,每个街区都需要有与众不同的魅力,要注重挖掘本地人的发展潜力,讲本地人的故事,引导本地人展现历史形成的最真实的生活方式。

    深圳华侨城鹏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迎春以深圳大鹏所城为例,介绍了深圳积极探索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新模式、新路径的实践。他介绍,大鹏所城以“文化+旅游+城镇化”和“文化+互联网+金融”两大发展战略为指导,提出了“文化引领,文态、形态、业态、生态‘四态合一’”的总体策略。同时,践行“合作+共享”的模式,以成立公司让居民集体入股的方式,使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与街区经济水平得到同步提升。他认为,在改造工程方面,大鹏所城遵守“严格保护、谨慎修复、合理利用”的“减法”原则,在保护城内历史遗存和历史建筑的基础上,从“产品、业态、景观、活动”四个层面,构建完备的文化展示体系,使文化不只是旅游的装饰和点缀,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旅游产品结构的根与魂。

    清华同衡遗产中心历史城市保护发展研究二所所长李婷以“磨炼与探索”为题,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传统风貌区,以及传统村镇中的传统建筑集中区的共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她主要针对规划编制难的问题,以及规划落实难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回答。她首先归纳了规划编制层面技术路线的创新与探索经验,包括对近现代建筑遗存的认定,对全面历史信息的记录方法,以及社会学工作方法的引入等。其次,在规划落地的具体模式层面,她分享了街区图则管控体系、软件辅助管理方案、规划师全程跟踪服务制度以及规划设计及施工工程总包的相关经验。此外,李婷还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工程设计、工程实施以及实施后管理等阶段的规划落地要点。



    专家对话——文化遗产保护活化与文旅融合


    在论坛的主题对话环节,由清华同衡遗产中心霍晓卫主任主持,邀请台湾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董事李昱駪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编辑齐欣先生、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杜晓帆教授作为对谈嘉宾,对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文旅融合的话题畅所欲言。

    对中国内地现阶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杜晓帆认为,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利益,单纯的以旅游为目的进行文化遗产的活化,应该按照功能性对文化遗产进行分级分类,针对不同的功能提出不同的保护利用方式和方法。

    齐欣认为,应当在中文语境下分析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辨析中国遗产所阐释的文化内涵与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从而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初衷。

    李昱駪认为,要注重遗产的本体,更重要的是注重遗产活化过程中人的介入。重视遗产原真性的体现,将遗产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过程与地域特色充分结合,因为时间跟地域的连接就是文化。

    关于文旅融合,齐欣认为,首先要梳理清楚遗产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文旅类项目的甲方视角来看,可能会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判断“文旅融合”:一是遗产的真实性,二是政府扶植内容的公共性,三是是否具有可实践性。文化遗产和旅游从经济学层面来看是有话语权差别的,在谈“文旅融合”之前应该首先共同推动文化遗产公共保护体系的构建,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的保障。

    杜晓帆认为,以旅游的方式活化遗产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把旅游当成文化遗产活化最好的药方,值得商榷。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被人类的精神所需求,通过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知道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核心价值传给下一代,至于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是其衍生的价值,而不是本来的价值。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