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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博物馆诉讼案件实证考察

    发布时间:2018-07-13李袁婕


    法治新时代,博物馆防范法律风险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博物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探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当前,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从前述博物馆败诉的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纠纷以及侵权纠纷案件,可以看出多是法治不彰所致,表现为部分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学法用法重视不够,依法办事的意识不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因此,博物馆工作人员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除了学习宪法,还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履职相关的文博法律知识及与之相衔接的其他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和程序法律等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6]30号)明确提出,事业单位要探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综合考虑机构、人员情况和工作需要,选择符合实际的组织形式、工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积极稳妥实施。笔者建议,一般博物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靠省、地(市)一级和县(市、区)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即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完成法律咨询等基本工作,在此基础上,可根据需要和条件引入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专业调解等服务。对于法律服务需求较多的博物馆,则建议采用在内部单独设置法律顾问岗位、部门或外聘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形式。单位内设的法务人员、部门或外聘法律顾问,需履行下列职责:为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法律法规规章草案、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论证;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博物馆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对于外聘法律顾问,还应注意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即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一般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在所从事的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等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和经验的法学专家,或者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专业能力较强的律师;严格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还应当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二)注重劳动争议的事前调整,积极参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源头治理

    如前所述,劳动争议在博物馆纠纷中占第一位。根据聚法案例网的统计,发生在博物馆的76件劳动争议和发生在博物院的28件劳动争议,主要涉及追索劳动报酬、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和失业保险待遇等案由。笔者分析博物馆、博物院劳动争议案件败诉的原因后,发现部分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法律意识淡薄是主要原因,表现为内部用工手续不规范,管理措施不完善等。

    面对当前我国劳动立法相对滞后、实践中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诉讼、劳动监察相结合的多元化矛盾联合化解机制还有待完善的局面,鉴于劳动争议案件具有政策性强、争点复杂、影响大、调解难且上诉率高的特点,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首先,建议博物馆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自身内部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劳动纪律制度、保密制度、月度年度考核制度以及行为准则与职业道德等。

    其次,建议博物馆把工作重点放在事前签订劳动合同环节,防患于未然,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源头治理。签订劳动合同时,博物馆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明确劳动双方的权利义务并重点注意下列内容:招聘入职与劳动合同订立,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地点、条件,试用期,培训服务期,工资标准的确认,工资、加班费、绩效奖及年终奖的支付方式,调岗调薪,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待遇,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严重违纪违规或不胜任工作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等相关问题。

    (三)顺应知识产权审判改革创新举措,解决博物馆诉讼举证难和赔偿低问题

    根据聚法案例网的统计,博物馆、博物院知识产权纠纷主要涉及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等案由。“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同样是博物馆知识产权维权领域存在的难题。

    当前,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文物活起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而司法则是保护知识产权最有效、最根本、最权威的手段。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2月印发了第一个专门面向知识产权审判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根据知识产权所具有的无形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等特点,明确提出建立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即完善证据保全制度,发挥专家辅助人作用,适当加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建立激励当事人积极、主动提供证据的诉讼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公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固定证据的作用,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诉讼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等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

    据此,笔者建议博物馆应进一步增强积极、主动提供证据的意识,发挥好公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固定证据的作用。目前,由司法部和中国公证协会指导发起的中国知识产权公证服务平台已经建成,该平台整合全国公证机构力量,通过全国公证机构标准化的一致行为,协同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O2O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专业服务、创作保护、交易安全、维权等全方位的公证法律服务。各类博物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该平台解决举证难的问题。

    《意见》还明确提出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即建立以尊重知识产权、鼓励创新运用为导向,以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低”问题。

    鉴于此,笔者认为,博物馆应摒弃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小惩大诫、敲山震虎的理念,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诉求中提高赔偿数额,从而降低维权成本。因为,提高赔偿数额,由败诉方承担维权成本,不仅可以使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而且可以有效遏制和威慑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可以营造不敢侵权、不愿侵权的法律氛围,形成知识产权创造价值、权利人理应享有利益回报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博物馆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文化遗产的目的。 (下)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