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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中国古代文物保护法制建设概览

    发布时间:2018-09-21 刘铭威

    中国的文物保护法制建设源起于何时?有文章说,清末民初外国列强大肆盗掘偷运中国文物,造成了中国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激起了国人的爱国情绪和对中华传统古物的珍惜保护热情。从那时起,北洋、国民政府先后通过立法保护、设置相关机构等,逐步创立起了中国文物保护的法制框架。本文想说的是,中国的文物保护其实在古代就有,虽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但已现法制建设的端倪。

    在这里,首先言明两个前提。

    古今文物概念的不同。今天,我们提到的“文物”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它们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在古代,“文物”有着多重含义,比如指“明贵贱、制等级”的礼乐制度、用于装饰物什的文彩物色,指车服的旌旗仪仗,历代相传的文献古物,借谓文化悠久,甚至泛指文人雅士等等。本文所指的“文物”,主要是指历代用于收藏保护的具有价值的可移动、不可移动的古物等。另外,中国古代对文物的保护既有政府的主动作为,也有民间的自发行为,本文主要谈谈政府的保护情况。

    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政府实施文物保护的范围和目标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护祭祀类文物。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十分重要的活动,有着非常崇高、神圣的地位,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夫祀,国之大节也。” 祭祀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祭典是最重要的国之大礼,包括《周礼》《礼记》《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重要典籍都对祭祀有过记载。祭祀的对象大致分为天神、地祇、人神三类;祭祀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

    早在商周时期,已开始保护宗庙,设专职人员管护其中陈列的青铜礼器和玉器。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的贵族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供奉着祖先的形貌。始祖之庙叫太庙,高祖以下的庙为小庙。西周前期的《尚书·顾命》记载:周康王即位时,曾陈列宝器,有武王诛杀纣王的赤刀、舞衣、戈、弓、竹矢等,都是前世的遗物。这类珍贵的物品均由专职官员掌管。

    二是出于发挥宗教控制目的。历代都有新建、修缮庙宇殿舍的活动记载。后世朝廷对前朝遗留的宗教建筑或物品的收藏保护也十分多见。如汉代的碑碣石刻,在南北朝时得到了保护和管理。东汉的熹平石经、魏国的正始石经,在东魏、周(南北朝时期)、隋朝年间多次得以迁移保存。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为保存唐开成石经及石台孝经,宋哲宗创立了长安碑林,专门存储汉魏以来历代碑石。

    三是维护所谓统治正朔目的。史籍记载:夏朝“铸九鼎”,象征统一全国的权力。夏朝灭亡后,将九鼎传给殷商。殷商灭亡后,又传给武周。当商纣王自焚时,周武王立即“令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后世出土文物中关于西周统治者铸鼎期盼永传子孙的记载,反映了古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利用文物维护权力的情况。又如秦始皇下令用和氏璧镌刻而成传国玉玺,被奉为历代正统皇帝的证凭、国之重器,得之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因此,历代帝王皆不遗余力地争夺传国玉玺。

    四是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收拢人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手段。

    汉代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帝陵,凡擅入盗掘者均处以弃市之刑。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八月,曾下令保护古帝诸陵“古帝诸陵多见残藉,可明赦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这是目前可考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文物保护范围的规定。到了唐代,《唐律疏议》规定预谋毁坏宗庙山林及宫阙的行为为十恶不赦大罪中的谋大逆之罪,须处以死刑,发冢盗墓者均以贼盗论处。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遣使访查先代陵寝,命令各行省绘图上报。经过筛选,从各地上报的79位帝王中确定了所谓“功德昭著”的36位,对其陵寝加以保护。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又派一批国子监监生分赴各地,视察历代帝王陵寝保护情况,采取了“百步之内不得樵牧”“设守陵户二人”等保护措施。同时还令地方官员督促陵墓附近百姓按时对已经损毁的陵墓进行封培,每三年遣使致祭一次。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曾派员主持对礼泉县昭陵进行保护维修,修筑了护陵围墙3000余丈,碑亭10余座,同时还公告全县民众保护陵园;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政府还在昭陵前树立了“大清防护昭陵之碑”。

    除了保护皇家陵寝,历代还十分重视皇宫建筑的保护维修。明代迁都北京后,在故都南京设立了许多留守机构。其中南京工部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修缮南京内外各衙门(含皇宫)等。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迁都北京后,经北京总管内务府和北京工部奏请皇帝钦定,在陪都盛京(今沈阳)设置了盛京包衣佐领和盛京内务府,共同承办修缮管理宫殿陵寝。乾隆十七年(1752年),盛京内务府设总管大臣一员,由盛京将军兼任,主要负责盛京宫殿和“东北三陵”的保护与维修,并对盛京宫殿内珍藏的典籍、字画等珍贵文物进行保护与管理。

    五是娱乐收藏目的。元朝初年,官方接收了原南宋及金内府之文物藏品,运至大都秘书监收藏,并由专人负责定期保养和对书画进行修复装裱。明洪武元年(1368年)8月,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入北京后,即下令封闭元朝宫廷府库图籍宝物,严守宫门,禁止士卒侵暴,并将2000余部古籍运往南京内府收藏。

    六是出于管理疆域的目的。明朝永乐年间,先后两次颁布修志条例,确定志书内容共21类,寺观、祠庙、桥梁、古迹等亦名列其中,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巡抚毕沅,曾考察了陕西境内12个州府77个县的名胜古迹,并登记建档,计有宫阙殿堂遗墟136处,名人宅第苑囿150处,祠宇寺观190座,帝王陵寝53座,著名墓冢120余座,等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毕沅还主持整修了西安碑林,收集清理碑石,重新编排陈列,并开辟专门房舍收藏陈列,同时还成立了直属巡抚衙门的碑林管理机构,制定了保护管理和碑文拓印制度,编印了《关中金石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又编印了《关中胜迹图志》30卷,用于记述陕西重要文物古迹的概况及历代保护维修情况。

    上述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虽然对文物保护起到了一定成效,但是更多的文物古迹由于人为因素而遭无妄之灾。历代的统治者对于文物保护都是以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是否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来衡量的,凡是不利于封建集权统治的文物典籍则予以摒弃销毁。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焚毁汉代碑刻,隋文帝破坏后陈古器,唐朝军阀朱温拆毁长安城宫殿和民居,南唐李煜焚毁金陵宫中万卷古籍书画,金兵践踏汴京秘阁图书,海陵毁坏辽宋古器,元世祖纵兵擅发一百余宋代诸陵,清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名篡改销毁3000余种近7万部古书,等等。而后世朝廷毁坏前朝陵墓的情况也很多见。同时诸如“周武灭佛”“会昌法难”等政治活动,也造成了天下寺庙古刹大多被拆毁,历代经卷、壁画、塑像横遭毁坏。

    另外,在古代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建拆修,素不重原物之保存,唯珍其旧址及其创建年代而已” 。所以改朝换代时,大肆破坏前朝宫殿、城池的情况屡见不鲜。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保护文物的活动早已有之。在实施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形成固定的国家职能,产生的效力也十分有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手段,带有自发而不自觉性质,但在客观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也应看到,从统治利益和个人好恶出发,决定文物的去留,也给文物带来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以史为鉴。中国古代保护文物的历史功过,应该为我们认真看待和研究。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