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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沉痛悼念张文彬同志

    发布时间:2019-03-09彭卿云


    国家文物局第七任局长张文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国家失去一位优秀的老文物工作者,国家文物事业失去一位称职的好领导,党和人民失去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文物界和他在河南省的同仁同事和亲友无不为之万分悲痛和哀悼!作为年长于他的下属同仁和友人,更是为之感慨良多,悲恸难已。但愿他依然以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一路走向人生的归宿!

    我同文彬同志初次相识是1995年初夏。我们一行数人到晋东南调查文物盗卖大案,途次太原宾馆。正巧文彬回故里也途次该宾馆。彼此事先都不知晓,但却不约而同获得信息,而且在相互询访中同时巧遇于宾馆大厅堂。经彼此相互自荐,对此邂逅之遇,不胜欣喜。由于曾经有第三者沟通,我对请他来国家文物局任职的态度,他心底了然。因而彼此行色匆匆,没有可能多说。我只单刀直入说了一句:据我所知,事情尚无结果,还要多方努力,可能性不致有变。他却未置可否,只坦然一笑,握手告别!这就是同文彬的初次相识之会。

    我和他相识共事时间并不长,工作上个别交往也并不太多。在局里因职责关系,在一起议事商谈较多,但也不到一年,我就到中国文物报社工作,直到2000年4月离职,前后共计也只有四年左右的时光。但在这短暂松散共事的过程中,他却给我留下许多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所具备的精神品格,并因此而构成他作为国家文物局长的合格、称职、务实、担当的精神和现实!

    他,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标准的科班专业出身,在十届局长中居于第二,仅在郑振铎之后,乃是一大基本优势。毕业后长期从事文化文物和思想宣传工作,对专业管理的驾轻就熟,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坚守,对工作对职责的勤奋认真,对为人处事的老成持重,时时处处,见诸行动和成果!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乃是对他人所共识的基本看法。他做官时间不短,但架子不大,官腔不重,人如其名,文质彬彬,不乏儒士气度,特别是少有投机权势,玩弄权术的政客作风,其为人、处世之朴实无华,谈吐、文章之稳健、儒雅,也是人所共见的风格!

    他,1996年从河南来京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他的履新,虽非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但却是接班于干群撕裂,混乱无序和新旧交替之时。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不言自喻。当时的文物局,人事、机构、职责、职能、规章、制度等等,都要按国家机关“三定方案”规定重新制定、运作。既有的乱与散现象必须及早整顿、清理、改革。作为初来乍到的第一把手,在短短几个月内,带领党组一班人,加班加点,紧追紧赶,如期如数,圆满完成任务,使文物局工作以新体制、新要求、新形式回归正轨,开创了国家文物局工作的新局面、新阶段。同时也充分展现出他突出的领导能力,老到的工作经验,务实的思想作风,都获得群众的高度肯定。其中,作为这一系统工程的参与者,我从中还发现他对局内人员、事务、问题,已经胸有成竹,评、用有度了。这是正经老干部历练有素的工作特长所在,不得不令人感佩!

    他,在长达六年之久的任期中,集中展示他的素养、思想、能力、品性、经验等方方面面的特长、优势的,是他始终坚持正确的文物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掌控着文物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到任执事之初,在紧张落实“三定”方案的同时,努力完成第二次西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未了事宜。全面宣传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修改、完成《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等重要任务。在六年的工作中,他自始至终坚持贯彻落实这个方针、原则不动摇,自始至终坚持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和基础不动摇,自始至终坚持利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动摇,自始至终坚持尊重文物和文物管理的自身规律不动摇,自始至终坚持文物管理必须适应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但不能实行市场化管理不动摇,自始至终坚持文物归文物部门管理的现行管理体制不动摇,自始至终坚持文物不能实行市场、企业等其他管理模式不动摇,自始至终坚持依法治文,依规办事的法治意识不动摇。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现行保护法在许多方面不适应现实需要,1998年他就着手修改文物保护法,安排人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在这一系列始终坚持的过程中,尽管分歧、异见、阻力依然诸多存在,但作为国家文物管理事业第一号工作者,他却身先士卒,勇立潮头,奋力担当。当“水洗三孔”,“强强联合,捆绑上市”,旅游部门承包管理文物之风盛行之际,他大声疾呼维护现行文物管理体制,许多文物专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纷纷发声反对文物保护单位转让、承包的管理市场化倾向。他还努力要求人大常委会修改文物保护法,以法遏制这股不正之风!他曾经说过:“几年来,我一直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不敢松懈……”这既是自勉自课,更是自践自行,言之唯实,行之必果。半年多的努力,一个新体制、新机构、新领导的国家文物局,终于在一片几近荒芜的基地上浴火重生,正规运转开来了。几年“五合一”的混乱局面终于被清除、结束了。文彬的心血换来了喜悦。干群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国家文物管理事业又重现活力生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是,史乘记录在案,人们对文彬的追忆是永存的。

    他,儒士风度,不失傲慢,不失清高。谦恭平易,彬彬有礼。这是他突显的人生风格。作为北大学生,对他的前辈师友,始终保持着学生姿态,没有半点官气官腔。这不是一种轻易之举,而是难得的品行素养。他对老一辈专家学者总是尊重有加,谦学如旧。在他主政期间,对郑振铎、王冶秋两位国家文物事业奠基人充满崇敬之情,批准出版他们的文博文集,永久保存了他们为国家文物事业所累积的工作经验和精神事迹的宝贵财富。他深知其价值分量之重,所作序言,都是深思熟虑的大笔之作,对二人作出全面深刻的评论。他对老一辈文物考古专家的纪念、表彰、研讨会特别热心,有请必到,有到必讲,总是真诚、深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做官样文章,敷衍应付。在他的文博文集里,此类文稿颇多,真切证明其为人之忠厚。即便大场合的官样文章,尽管套话难免,但真情实意,真知灼见多充满于字里行间,都有其必要的分量和价值。

    他,重友情之心,也许由于我的平淡,更显得其无可比拟。他同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商志  是多年故交,彼此无彼此。提议文彬接任局长之说,传到商先生时立即表示赞成。我告诉他实现可能性很小。一是年龄过界,五十六七岁了,干不满五年一届就要退休,组织部恐怕通不过。二是家务事涉及较多,子女安排较为费事。三是据知他在河南身居要职,可否放行,还难判断。商为了促进其成,曾多次自掏腰包往返于京、穗、豫之间,并尽其所能作出多方面的努力。当然,这仅仅是一时一事之为。作为故交,这也仅仅是常事一桩。但是,2009年夏天,商先生不幸病故。文彬闻之悲痛欲绝,亲自携夫人赴广州送别。告别仪式散去,文彬泪流满面,独自守望着商先生遗体,直至扶送上火化车。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在友人之间,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吧?这还不足以见证文彬对友人之诚挚真纯吗?同样作为商先生之老友,相比之下,本人真不免有点自惭形秽。

    他,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优秀共产党员,坚定顽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意志、精神、力量,在战斗、奋争、奉献一生的最后里程上,在进击前行的生命的最后时刻,都集中爆发在与病魔与死神的搏斗中,而且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之所以能忍人生之未忍,经历人生罕见的痛苦折磨,正是他终生历练的意志与力量之无穷。至于最终归去,那是天命难违,人生有数,无可幸免。他病中所遭遇的痛苦、折磨,正是他坚强意志、力量的支撑,也正是他生命力不屈不挠的抗争。令人感动至深的,正当他苦遭病痛折磨的危急时刻,2012年9月,凝聚着他心血和足迹的《张文彬文博文集》正式出版问世了。这有如一剂大剂量强心剂注入心头,精神顿时振奋起来。他坐在床头,欣然笔书所送部分友朋。本人有幸是其中之一,“敬请彭卿云会长批评指正    张文彬    2012年9月9日”字迹清晰、端正,毫无病态留痕。我拿到手中,感激、感动、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心中不胜欣喜,对他的病情充满希望。由此他又振作起来,坚持与疾病作斗争,在痛苦中挣扎,在挣扎中分享人生滋味。文集是生命的留痕,是人生之旅的见证。文彬文集将见证其人其业的存在与延续,也将见证文彬将永远活在所有同业同行同仁的心里。文彬并没有死去!也不会死去!安息吧!天堂也将像人间一样幸福美好!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