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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大遗址考古让古都重现六百年前的恢宏 — —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近年来考古的思路、实践与收获

    发布时间:2019-03-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故宫博物院 凤阳县文物管理所

    明中都的沿革与现状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位于淮河南岸,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家乡营建的明初首座都城。洪武二年(1369)诏建,至洪武八年(1375)四月,“以劳资故”突然罢建,共建设了六年之久。明中都的建造是朱元璋乾纲独断的结果,最终也因其个人意志而废弃。《明实录》记载,明中都在罢建时已“功将完成”。从记载和调查看,已经营建的建筑有城墙、宫殿、坛庙、中央官署、军事卫所和一批市政建筑,这些建筑大多遗址尚存,与水系、建城时产生的窑址、石料场等工程遗存共同构成了现今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明中都举全国之力修建,体现了明初最高的规制和工艺,与其后整修的南京、北京皇城追求朴素坚壮不同,明中都的建造力求奢华,被发现者王剑英先生称为“中国数千年来最华丽的都城”,单士元先生则称其为“完备的封建帝王宫殿的蓝本”。

    2 凤阳明中都宫城航拍_meitu_15.jpg

    凤阳明中都宫城航拍

    明中都在原濠州府城西约10公里的空旷地带营建,可以按照《考工记》中记载的理想都城进行规划。城址布局方正,整体为东北—西南向,子午方向3.6°,磁北方向9°。呈三城相套格局:内为宫城,面积0.84平方公里,开四门,分别是午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中为禁垣,面积约3.8平方公里,开四门,与宫城四门对应,分别为承天门、北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外为郭城,近扁方形,面积约50平方公里,于西南角向南凸出,将凤凰咀山括入,原设十二门,罢建后缩减为九门。明中都城布局严谨,建筑讲究中轴对称。

    1 明中都城主要遗址分布图_meitu_14.jpg

    明中都城主要遗址分布图

    明中都城罢建后,部分建筑陆续被扒拆,后经过明末改朝换代的战火、乾隆二十年新筑凤阳府、咸丰年间太平军和捻军起义、文化大革命四次重大事件,使明中都的地上建筑受到惨重破坏。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城遗址才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目前,明中都城的地面建筑还残存有雄伟的午门、西华门城台、鼓楼基座和一千多米的城墙,其余大多尚残留有地下遗存。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既往的考古工作

    由于宫城在清代被改为县城,明中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们所忽视。1969年王剑英先生下放到凤阳,发现明中都,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考证工作。1981年,结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王剑英再次来到凤阳,对明中都城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测绘和记录。根据文献研究和调查情况,王剑英先后写就了两部著作,分别是《明中都城考》(1975年)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2年),推动了学界对于明中都的认识,促成了明中都遗址的保护。

    其后安徽省文物部门也断续针对明中都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1982年至1983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宫殿遗址进行了勘测和发掘。1984年春,滁县地区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门址及金水河故道进行了勘测。1996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皇城及皇陵享殿等遗址进行了勘测、发掘。2003年10月至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外金水河、御桥和承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2007年5月至7月,为配合凤阳县政务新区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都城禁垣以外西安门至涂山门两侧及钟楼遗址等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2012年9月,为配合钟楼遗址的保护利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钟楼遗址做了发掘。201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蚌淮高速至宁洛高速连接线工程建设,在凤阳县乔涧子遗址探得窑址34座,发掘清理了其中12座,为明代砖瓦窑,与修建明中都城或皇陵有关。

    回顾四十多年来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工作,除了王剑英先生之外,其余的考古工作大多缺乏系统性,且由于发掘面积较小,所取得的认识也比较有限。因此,关于明中都遗址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主要是依靠文献和调查,认识仍有很大的深化空间。


    近年来考古的思路和方法探索

    明中都遗址近年来的考古以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按照大遗址考古工作的要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13年制定了《凤阳明中都皇故城考古工作计划》,2017年又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对计划进行了调整。明中都的考古发掘在工作方法上积极探索,并广泛开展多学科合作,以挖掘遗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同时进行了文物保护、公众考古等方面的方法研究和实践。

    6 多种测绘手段的运用_meitu_19.jpg

    多种测绘手段的运用


    考古的调研与准备

    考古调查与勘探  为熟悉明中都遗址各类遗存的现貌,有助于设计科学的考古、保护方案,在发掘前后开展了相关调查和遗址勘探。考古勘探从2014年开始,至2018年累计勘探约210万平方米,摸清了禁垣以内建筑的基本布局。

    文献资料的梳理  明中都的文献梳理是在王剑英先生《明中都城考》的研究基础上查缺补漏,并希望发现新的材料。目前已完成《明实录》《皇明祖训》《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中都志》《凤阳新书》《明史》中相关文献的摘录梳理。

    知情人士的访谈  拟通过专门、系统的访谈全面了解建国以来明中都城的变迁,了解其在建国后保存的样貌以及被破坏的过程,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明中都城的规划布局、建筑形制和风貌变迁,并力图建立一份建国以来明中都城历史变迁的口述档案。

    考古发掘的方法探索

    田野考古 发掘前首先在经过准确勘测的基础上,建立了明中都城考古发掘的坐标系统,将整个明中都城分A、B、C三区,再根据建筑群分布情况在A、B区内各划分12个小区,在宫城内设总基点,依城址方向将禁垣以内全部套在四个象限10米×10米的探方网格内,发掘的所有探方都落在整体规划好的探方内。其次制定了《凤阳明中都遗址发掘的编号系统》,由于建筑遗址的复杂性,为遗址量身设定了20余个遗迹名称和代号,为发掘中遗迹的定名做了统一规范。

    明中都考古发掘坚持“最小面积、最少破坏、展示优先”的三原则,以保护为前提,为遗址的利用和再研究预留空间,并结合遗址的自身特点,在发掘前预设了“布局、规制、工艺、过程”四个方面的学术目标,据此设计发掘方案。

    1.布局  分两个层次:一是以聚落考古的视角审视明中都遗址的整体构成,包括城墙、宫殿、中央官署、坛庙、路网水系、军事卫所等城市功能遗址的分布和窑址、采石场、加工场等建设工程系统遗址的分布;二是从微观角度考察每个建筑组群、单体建筑的布局和结构。

    2.规制 分三个层次:一是依据城址的轮廓尺度和各类建筑之间的间距等,整体把握明中都城的规制;二是就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揭示建筑基础的长宽尺寸、高度等信息,来探析单体建筑的尺度与等级的关系;三是通过了解每组建筑的使用材料,根据建筑用料的规格、工艺对比,揭示明中都城建筑的等级与用料的对应关系。

    3.工艺  挖掘明中都在土作、石作、砖作、瓦作、木作、油作等方面的技术成就,同时就建筑材料的来源、生产、加工、流通、使用环节进行探索,尝试梳理出明中都城在修建过程中建筑工艺的演进规律。

    4.过程  关注能够反映城址的建设、废弃和再利用过程的相关信息,通过考古信息的连缀,逐步探清其自明、清二代到当前的兴废沿革和遗址面貌的动态变迁。

    数字考古 为提高发掘工作的质量,践行新的发掘理念,明中都的考古发掘融入新技术,引进了数字考古的工作方法。发掘以来与山东大学合作,进行了大量的测绘、航拍、多图像三维建模等工作。

    科技考古 明中都的建筑工艺、建筑材料等都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准,对其进行科技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更好地落实明中都科技考古工作,制定了详细的科技考古计划表。先后与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安徽大学合作,主要针对遗址内多见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瓦、夯土、木、灰浆等开展检测分析研究,对其他如金属类、陶瓷、琉璃等器物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和动植物遗骸也开展了一定的工作。

    7 明中都出土琉璃瓦的检测分析.jpg

    明中都出土琉璃瓦的检测分析


    2015年至2018年明中都遗址的发掘概况


    考古发掘以中轴线为核心,先后发掘了奉天殿、承天门、外金水桥等遗址。并为探究工艺演进的轨迹和字砖的来源问题,对宫城东城墙、西禁垣外窑址做了解剖和试掘。发掘同时,在明中都遗址的文物修缮工程中开展了东华门、东南角台、东北角台、西华门城台顶部和午门门洞内甬路及外侧散水的清理。发掘面积共计约7600平方米,配合清理遗迹面积约10000平方米。


    城门与城墙的发掘

    承天门遗址  承天门是“禁垣”的正南门,2015至2018年连续发掘。发掘显示,承天门的门洞呈“3+2”式格局,即城台上有三个门洞,城台两侧的城墙上又各有一个门洞。城台底部东西阔95.5米、南北进深22.85米,三个门洞位于城台正中。中门洞宽度约为5.12~5.17米,东、西门洞的宽度均为4.55米。西、东墩台为外包砖内夯土的结构,包砖宽约4.8~5米,夯土为一层砖瓦一层土夯成。城台两侧与禁垣墙连接,禁垣墙底宽6.65米,纯砖砌筑,在城台两侧各开一偏门,偏门宽3.93米。城台北侧两端各有垂直于城台宽约10米的条状夯土台,向午门延伸,两侧用红色条石包边,应是连廊建筑的基础。城台南侧、北侧均发现有排水沟渠,城台与两侧禁垣墙下有夯土平台和基槽,其结构和范围经解剖基本清楚。城台东侧还发现一处较城台略早的院落基址,按记载可能与中书省有关,院落的南院墙与禁垣南墙相接,并为与禁垣墙相匹配进行过改建。发掘还发现了明代晚期至近代的一批生活遗迹,包括水井、道路、房址等,反映了城台被扒拆后的遗址演变过程。

    4 承天门遗址发掘航拍_meitu_17.jpg

     承天门遗址发掘航拍

    8 承天门遗址建筑布局_meitu_21.jpg

    承天门遗址建筑布局

    承天门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砖、瓦、石等建筑构件和少许明清瓷片。修城台的城砖多数砖体带有铭文,以“字号”“军职”或“字号+军职+姓名”的复合形式最为多见,如“木字四号”“总旗周保”“火字九号总旗陈德”等。从城台的夯土内获取了大量瓦件,器型有瓦当、滴水、筒瓦、板瓦等。瓦件中约三分之一为琉璃瓦,三分之二为与琉璃瓦形制相同的灰色素烧瓦。琉璃瓦颜色主要有红、黄、酱、绿等色。

    9 承天门城台西部航拍.jpg

    承天门城台西部航拍

    10 承天门城台包砖及内部的夹砖瓦夯层_meitu_36.jpg

    承天门城台包砖及内部的夹砖瓦夯层

    插图13 承天门遗址出土的字砖_meitu_40.jpg

    承天门遗址出土的字砖

    东华门遗址  东华门为宫城东门,于2016至2017年清理。城台呈长方形,南北阔71米,东西进深36.5米,两端连接城墙。城墙与城台外立面齐平,墙基宽度约8.6米。东华门有三个门洞,中门洞宽4.5米,两侧门洞各宽4.2米。中、北两门洞在早年用砖封堵,应是城址罢建后将三门缩减成了一门。南门洞作为通道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其内发现两层道路,上层道路为清代的白玉石路,下层道路未作清理。发掘对中、北门洞进行了清理,门洞内的夯土经过特殊加工,为灰褐色三合土,坚硬如石,但未发现其上有原始的墁砖路面或其他形式的地面痕迹,推测罢建时东华门的门洞内可能已经夯垫了路面基础,但还未铺设路面。东华门城台的墩台为内夯土外包砖结构,夯土为素土,夯土与包砖结合处有约0.1~0.2米厚采用一层砖一层土的方式夯实,因此王剑英先生早年调查时误以为东华门内的夯土都是一层砖一层土的结构。在东华门城台上发现大量字砖,主要有州府砖和字号砖。州府砖有“袁州府萍乡县造”“赣州府龙南县”“南昌府南昌县”“二十九都”等文,字号砖书写方式、内容不拘一格,有“冬字四号”“乐字号”“乐号”“中一”“玄二号”等。

    11 东华门遗址发掘后正射图及平面结构示意图_meitu_22.jpg

     东华门遗址发掘后正射图及平面结构示意图

    西华门城台顶部  2016年在保护修缮中清理。城台顶面清理后能够观察到城台外围的包砖、城台内部夯土芯、夯土中的砖砌墩柱和城台顶面残存的收顶砖砌体。夯土为素土夯实。墩柱平面呈长方形,共三排八列,部分砖柱与城台砖砌体连为一体。这些砖砌墩柱的作用一是作为顶部城楼的承重基础,二又可以消解城台内夯土膨胀形成的压力,使城台本身更加坚固。清理中发现城砖中有大量带有砖铭,主要有四类。地名砖:如“南昌府南昌县”“赣州府造”“安庆府潜山县造”“吉安府庐陵县”等;字号砖:如“木字七号”“中二”等;卫所砖:如“囗囗囗囗千户囗百户冯益囗”;纪年砖:如“洪武四年均工夫造”等。

    12 西华门城台顶部的砖墩柱_meitu_23.jpg

     西华门城台顶部的砖墩柱

    东北、东南角台  2016年在保护修缮时清理。两角台形制相同,皆为曲尺形,外缘与城墙同边。夯土芯为素土夯筑,外围包砖,包砖底部为坚硬平整的夯土基座。两角台之间的城墙内侧均有沿城墙分布的夯土基础,夯土外围包砖,宽约7米,从两端一直延伸至东华门。与东华门南侧的马道外侧边缘在一条直线上,可能是值房类建筑的基础。

    插图16 东北角台正射与模型图_meitu_42.jpg

    东北角台正射与模型图

    午门门洞及散水 2016至2017年在午门广场修缮时清理。午门几个门洞内皆存在有或多或少的明初原始路面,均以灰砖墁地。墁砖以下有厚约0.1米的深褐色三合土垫层,坚硬如铁。墁砖与门洞内壁间有0.1~0.15米的空隙,作为排水沟槽。中间三个门洞的排水沟槽向北延伸出门洞后互相连通。发掘还清理出了城台北侧的砖铺散水。

    13 午门中门洞内墁砖_meitu_24.jpg

    午门中门洞内墁砖

    宫城东城墙解剖 东城墙解剖是为解决东城墙的地下夯土结构、城墙与护城河及城内夯垫土的关系进行的主动发掘,开展于2017至2018年。在东北角台南侧和东华门北侧各开一条探沟。解剖发现砖砌城墙内部有很窄的夯土墙芯,与王剑英先生早年的记录一致,城墙内侧均有宽约7米内夯土外包砖的台基。城墙与内侧台基坐落在同一条夯土基座上,夯土基座分别在城墙外缘和台基下承砖的位置采用夹石片夯法,其余部位为素土夯,夹石片夯的位置在生土下挖有浅槽。可以确定在修筑城墙的夯土基础时已经规划了城墙内侧的台基,但从台基的夯土叠压城墙可知台基是在城墙修成后筑造的,筑台基时又在夯土基座承砖的部位重新挖了基槽,打破了石片夯层,改用了一层砖一层土的夯法。在东华门处的解剖点还发现夯土基座在城墙下承砖的位置用木桩打有地钉,为东北角台内侧解剖点所未见,体现建造者针对地基松软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加固方式。发掘还发现夯土基座打破了挖护城河翻上来的垫土,但又被城内的夯垫土所叠压。东城墙的两处解剖是理解明中都城修建时工艺演进、工程标准变化以及营建时序的关键环节。

    14 东城墙解剖沟内夹砖夯层打破夹石片夯层_meitu_25.jpg

    东城墙解剖沟内夹砖夯层打破夹石片夯层


    宫殿发掘

    发掘了宫城内的奉天殿基址。基址地表呈现为“中”字形台地,王剑英先生早年调查时,认为该台基只能分布一殿,可能是明中都中心宫殿与北京、南京的三大殿不同的地方。根据2015至2017年的发掘、勘探,该基址实际并非“中”字形,“中”字是由于清代建造官学时对前殿基址的地貌进行修整后形成的。明代殿址由中心主基址与两侧附属基址组成。发掘揭示了中心主基址前殿部分的形制,其台基由中心夯土与外圈夯土两重夯土构成,基址外缘包石形成须弥座式台沿。主台基的前部东西两侧各发现一座与主殿基址平行的夯土台基,属于前殿建筑两侧的附属建筑。从发掘看,该殿的整体形制应呈“工”字形,与元中都的中心宫殿基址形制相近。


    15 奉天殿基址外圈夯土边缘包石_meitu_26.jpg

    奉天殿基址外圈夯土边缘包石

    道路发掘

    2015年,为配合展示设计,在禁垣和宫城内可能存在道路的位置进行了5处解剖发掘。宫城内东华门—西华门之间的两处解剖点均发现了清代的“白玉石”大街,其下有明代夯垫土。西华门外的发掘未发现路基,午门—承天门之间中线进行解剖,在明末清初的碎砖路下发现有明代垫层,可能是明代路基。综合几处发掘看,明中都罢建时宫城和禁垣内的路网应还未形成,部分道路可能已修筑路基,但大多尚未墁砖。

    16 宫城内发掘出的清代“白玉石”路_meitu_27.jpg

    宫城内发掘出的清代“白玉石”路


    窑址发掘

    窑址区位于西禁垣南部,2015至2016年考古勘探时在该处发现一批布列整齐的窑址,共186座。为寻找其与明中都城砖的对应关系,2017年试掘了其中4座窑址。窑址均为馒头形窑,其中有两座窑炉共用同一个操作间。两座独立窑址的窑室直径分别为2.85米和2.9米,两联窑的两个窑室均偏小,直径皆为2.3米。窑址操作间内出土有瓷碗、瓷盘、瓷盏、铜钱等遗物10余件,瓷器皆为元末明初的素色瓷。可以确定窑址是在修建明中都时挖设,但未发现窑内的产品。修窑用砖的铭文有“第四天号”“十”“九月初十常宁县”“湖广省隶兴国府造”等,为目前明中都城所未见,砖文格式、内容较宫城城墙所见更为原始,表明其应略早于宫城城墙的修建时间。

    17 西禁垣外窑址发掘航拍_meitu_28.jpg

    西禁垣外窑址发掘航拍

    水系发掘

    宫城护城河  为配合水系治理,2017年在宫城东北解剖了该处已淤实的护城河。发掘揭示,护城河的河口距城墙约35米,河口宽约50米,河底距西岸深6.3米,河道内现有淤积土厚3.3米,未发现砖、石砌筑的驳岸。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的河岸经过人工铺垫平整。东河岸发现一条与护城河斜向相接的涧沟,是北侧万岁山的泄洪口,由于该处向南约100米有滚水坝,这可能就是护城河东北角被淤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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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天门遗址发掘航拍

    外金水桥 外金水桥横跨于午门与承天门之间的外金水河河道之上,2018年发掘。发掘清理出桥基7座、河道1条、节水闸1座、明清道路1条。7座桥基分为三组,中间组三座,正对午门中间的三座门洞;两侧各有一组,每组两座,各自正对午门的两观。中间组桥的主桥宽度约9.6米,两侧桥宽约6.4米,间距3.1米;东西两组桥宽度基本对应,内桥宽10.5米,外桥宽9.3米,间距3.7米。7座桥均为单孔砖券桥,随河道驳岸同时修建,桥下的河道内用木桩做地钉。桥券拱腹部分用石券作券脸,券石间均以卯榫扣合,多处卯榫结合处以熔铁灌缝。桥的其余部位用砖砌筑,拱腹的券砖部位用扒钉横向连接加固。中间三座桥的拱券为三券三伏。外金水河的河道在金水桥处较宽深,桥以外则较浅窄,发掘的140米长河道根据宽深等不同分为7段。河道两岸用砖砌筑驳岸,河底以砖做海墁,墁砖前先在桥下埋设地钉,再找平河底,用碎砖块铺地。以驳岸内河道净宽计,主桥处70米长范围内的河道宽度为5米,东西两组桥处的河道宽度为3.7米,有桥处河道深度约3.3米,无桥处河道深度约3米。7座桥以外的河道驳岸变窄,河宽仅约2.6米,河道深度约1.7米。在西部浅窄的河道与桥区的深河道的连接处设节水闸,控制自西过来的水流。在水闸东部河道的深浅结合处用砖砌筑有引水坡,呈台阶状,自西向东引水。

    19 外金水桥发掘遗迹正射图_meitu_30.jpg

    外金水桥发掘遗迹正射图

    微信截图_20190311161528.png

    外金水桥中组桥三券三伏的拱券结构

    21 外金水桥券脸石榫槽内皆用生铁灌缝_meitu_32.jpg

    外金水桥券脸石榫槽内皆用生铁灌缝

    外金水桥发掘出土有较多石、砖、瓦等建筑构件和少量残瓷器、铜钱等遗物。部分桥券的券石和桥下石条基础上发现有墨书文字,隐约可见有“东廊下……”“院?右  宗下徐”等字样,由此判断最外侧的两座桥可能为廊桥。砖多为大城砖,还有少许用于衬垫或填缝的小薄砖。驳岸、桥址的用砖较多带有文字,书写方式与承天门的发现相同,如“木字九号”“总旗张保”“火字六号总旗张成”等。瓦主要来自河道内倾入的建筑垃圾,以琉璃瓦为主。部分琉璃瓦带有朱书或戳印铭文,如戳印“萬字一号”、朱书“浮梁县廿一都  囗(寿)字五号南匠王原七”等。

    插图31 外金水桥考古发现的带铭文的字砖、琉璃瓦和券石_meitu_47.jpg

    外金水桥出土的瓦件


    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取得的重要收获


    在“布局、规制、工艺、过程”四方面学术目标的指引下,经过2015至2018年的发掘,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取得以下几方面收获:


    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得到逐步揭示

    经过王剑英先生的细致调查和考证,明中都城的总体布局已基本清晰,但由于文献和调查的局限性,其布局还存有疑问,而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则并不清楚。承天门、奉天殿的形制,东华门、西华门、角台的内部结构都是过去所未知的。承天门的发掘探明其为“3+2”式的门洞格局,并发现了城台旁边的城墙、院落、水渠以及北侧向午门延伸的连廊基础,了解到城台下的夯土基座和基槽的范围、做法以及与院落墙体之间的关系。外金水桥的发掘揭露出并列分布的7座桥址,确定了桥的位置、尺寸,发现桥区河道的分段现象,以及在河道上设置了节水闸和引水坡。加之桥区外周的夯土分布与承天门北侧夯土带、道路解剖发现的夯土垫层相联系,这些发掘为午门—承天门中轴线的建筑布局带来了全新的认识。另外东华门、东南角台、东北角台等建筑的形制结构随着考古清理而确认,奉天殿基址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经过考古发掘,使得明中都城址的建筑布局更加清晰、具体。


    发现了建筑工艺的演进轨迹

    发掘在对“工艺”的关注中发现明中都修建时的建筑工艺存在显著的演进过程。以夯土为例,存在素土夯、土夹石片夯、土夹砖夯、土夹砖瓦夯和土夹砖瓦及石灰渣夯五种夯土形态。具体为奉天殿基址下层为素土夯,上层为夹石片夯;东华门、西华门城台内为素土夯,但东华门夯土与包砖之间的缝隙有碎砖夯层填充;宫城东城墙最初有素土夯、夹石片夯,后修建内侧台基时又做了夹砖夯层,城墙外缘的土夹砖瓦及石灰渣夯层则是晚期修补城墙时重做的基础;承天门遗址内则是采用夹砖瓦夯。由此看出夯土形态存在发展、进化的过程,这应与营建过程中石、砖、瓦各类材料的进场顺序有关,反映出明中都营建中就料施工的特点。另外,夯土形态还与规制等级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如承天门台基采用夹砖瓦夯,而其附属建筑的基础则是素土夯。


    窥探到营建工程的管理存在变化过程

    发掘显示出明中都在修建时工程的标准不断提高,管理模式也逐渐趋向成熟。从夯土的结构变化可以看出其夯土的强度有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宫城东城墙解剖处,墙内侧较城墙晚建的台基就是在修建时将其下的石片夯层挖开,重新做了更为坚固的夹砖夯层。在此之后的工程,如禁垣、钟楼等施工中,夹砖瓦夯则成为标准的夯土形态,体现工程标准的提高和定型。而从字砖看,砖文则从格式多样化逐渐趋向一致化,铭文信息也逐渐向更加具体化发展,尤其是在洪武七年以后,砖文基本以“×府×县提调官×司吏×作匠×”为标准格式,反映出工程的管理得到强化。


    建筑内在的等级秩序得以揭示

    发掘显示,明中都城在建造时极为重视等级秩序的表达。如在各城门的门洞位置、尺寸、建筑用材、包砖和夯土工艺方面均与建筑的等级相对应。午门为最高等级城门,宽142米、进深41.5米,5个门洞,分为三个等级,依次宽约5.1米、4.5米、4.1米,石砌须弥座,雕花有龙凤、瑞兽和花卉等,也按等级布列。东、西华门等级次之,宽71米、进深36.5米,3个门洞,分两个等级,依次宽约4.5米、4.2米,砖砌须弥座,雕花有瑞兽和花卉等。承天门为禁垣最高等级城门,但次于宫城,城台宽95.5米、进深22.85米,城台中间三门洞,城台两侧城墙各一门洞,形成3+2式的5门洞,门洞尺寸与午门近似,分三个等级,依次宽5.15米、4.55米、3.95米,城台仅在内侧拐角和门脸处使用条石,无须弥座。另外,外金水桥的七座桥在位置、桥身宽度、券脸石使用的数量、对应河道的宽度上也体现着规制等级的区别,中组桥拱券“三券三伏”的砖券结构是一种不利于桥身稳定的做法,在目前所知的古桥中,仅见于明中都。这些都体现出明中都的建设者对于等级秩序的极致追求。


    营建时序基本确立

    发掘在揭示出每座单体建筑兴、废的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根据地层关系、出土遗物、遗迹的内在变化规律,如夯土形态的演进轨迹、砖文的发展变化、建筑材料的出现顺序等,基本确定明中都城的营建存在“先宫殿后城墙,先宫墙后禁垣”的营建时序,符合并补充了文献记载。



    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的价值与意义


    明朝的出现是我国汉人政权的复兴,强调对唐宋制度的传承。但城市的规划、建筑的发展存在连续性,明中都建造时曾以元大都的宫室图作为参照,故而其对元大都的传承关系不可忽视。明中都的营建以“创一代制作”的决心,做出了许多创新之举,其规划布局对南京、北京两都的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明中都的特殊地位,对明中都的考古发掘必然会为都城规划史、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带来重要的资料。总结本次发掘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发掘为明中都的布局、建筑工艺、建造和废弃的过程以及建筑自身隐含的制度表达带来了深度认识。从其布局的规整和对建筑规制等级的追求可以看出,明中都确是一座严格按照礼制建设的理想化都城。

    从明中都建筑的布局、建筑技术的演变中能更好地理解其与元大都、南京明故宫、北京故宫之间错综的影响和传承关系。如五门洞的城门虽早见于唐代的明德门、朱雀门和丹凤门等,但从传承关系看,南京、北京的承天门(天安门)应是直接受到了明中都承天门“3+2”式五门洞格局的影响;承天门与午门之间以廊庑连接的建筑布局对明南京、北京皇城中轴线的布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中都的外金水桥与元大都的周桥位置相似,中心宫殿基址与元中都形制相近,体现出明中都对元大都的继承关系,反过来说,明中都建筑布局和结构的揭示对于认识元大都的建筑布局和结构有着参考意义;明中都建设中逐渐成熟的夯土技术和工程管理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南、北两京的改造和建设中,是其为南、北两京改造和营建积累了施工经验的明证。

    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是对古代桥梁发展史研究的重要促进。目前我国保存的古桥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修建或复建的砖、石拱桥,反映出明代的桥券制作技术成就。明中都外金水桥是明代最早一批修建的拱桥,也是目前极少的经过科学发掘的拱桥,其结构和工艺的揭示可为中国桥梁技术史研究增添一个重要的范例。当前我国古桥的断代主要依据文献,易造成混乱,明中都金水桥的发掘将可为桥梁的断代提供形制和工艺的视角。

    明中都发掘发现的建筑技术的演变轨迹、工程标准、管理模式的变化等为研究古代建筑技术、工程建设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执笔:王志 唐更生 刘欣)

    编辑陈梅